世居濮院的沈氏家族历来注重修身崇德、诗书传家的理念

2014-02-05

出处：族谱网

作者：阿族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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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居濮院的沈氏家族历来注重修身崇德、诗书传家的理念,世居濮院的沈氏家族，对于濮院的文化贡献，可谓功莫大焉。沈廷瑞（1712~1787

世居濮院的沈氏家族，对于濮院的文化贡献，可谓功莫大焉。

沈廷瑞（1712~1787），字东瑜，晚号东畬。生活在清康乾年间的沈廷瑞自幼失去父亲，幸赖母亲守节抚孤，教诲启迪、严加管教沈廷瑞兄弟三人，使他们遵循礼法，从不逾越。

尽管沈廷瑞幼而好学，但是因为家失顶梁柱，生活贫困，小小年纪只能弃学拜师，学做生意。沈廷瑞从小十分懂事守礼，每天早出晚归，必告慈母，且与兄弟相亲，终生如一日。沈廷瑞一边学生意，一边坚持自学，熟读经史，善诗文，且精于围棋、勾股（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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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廷瑞品性严谨、为人方正。沈廷瑞初业贾时，岁银三十两，兢兢业业帮助东家打理生意。由于家庭负担重，沈家生活清贫，沈廷瑞从来没有穿过高档的丝绸服装，一身布衣虽然破旧，但是每天换得清清爽爽。后来，这家商号业务兴隆，年利盈万，东家就兴奋地以厚金酬谢沈廷瑞，按当今的说法是，年终考核时给予业绩突出者重奖。岂料，这个年轻的打工仔脸色严峻，坚辞不受，他说：“我衣食已足，老板不要再厚赠我，以免使我滋生贪婪之心。”东家没有想到这个后生居然具有如此古朴清廉之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沈廷瑞“取与不苛”之举，显然感动了东家，他更加信任、重用沈廷瑞了。

沈廷瑞年老时因患痰疾，退职归家，潜心著述，遗有《东畬杂记》、《静契轩诗稿》，卒于七十六岁。沈廷瑞所著的《东畬杂记》，所记皆为濮院昔时风土人文、遗闻轶事，以随笔形式记载濮院历史。

沈廷瑞之子执掌家业后，从仓前街卜居坝底头，院中阶前植有牡丹一台，题书舍名曰“红药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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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畬杂记》没有付梓印行，也就没有在镇上流传开来。清嘉庆十八年（1813），濮镇书生吴瀛参与校阅《濮川所闻记》时，只看到编纂者搜集了《濮川纪略》《濮镇纪闻》《濮院琐志》等志书，惟独没有搜集到《东畬杂记》。时隔七年，已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沈廷瑞的曾孙、二十岁的沈涛拜吴瀛为师从学，吴瀛这才读到沈涛带来的《东畬杂记》，因为沈廷瑞所记半多尚未见过，大为惊喜，相见恨晚，感叹道：“我既恨以前没有看到此书，又庆幸今天终得相见，是为平生快事。”

沈涛（1800年11月~1854年6月），号苇汀。父亲沈悦亭在姑苏开了家商铺，专营濮院所产的绢帛，生意日益兴隆，无法分身。作为长子的沈涛十六岁那年退了学，到苏州帮助父亲料理生意。过了三年，沈悦亭觉得长此以往会耽误沈涛的前途，便令他就学攻读。沈涛回到濮院后，投师吴瀛门下，好学不倦，二十二岁补博士弟子员。不料，父亲沈悦亭突然身故，而苏州的生意不可放弃，因为这是沈家生活的来源。无奈，沈涛又辍学前往苏州，经理绢业。

沈涛实在是一个厚道人，非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商人。所以，书生本色的沈涛不是经商的料，没有几年时间，便欠债三千两银子，但是，他人欠沈涛银子有六千两。这沈涛好面子，向人索债开不了口，只好东拼西凑，倾其所有，还清了欠债。沈涛已经到了商铺倒闭的地步，他人所欠的银两还是没有想方设法去催回，束手无策的沈涛只好不了了之，卷起铺盖回家了。

沈涛就在坝底头的红药山房专心攻读，诗文日精。然而，沈涛参加科举三次，皆未中举。从此，他绝了仕途之心，以课徒训子为业。

生活中的沈涛内刚正而外和善，待人相当宽容，如果朋友之中有不相合者，至多是疏远些，从不在人前背后道其是非。但若知他人有枉屈，他必力为申辩。对于钱财，沈涛最不屑计较。家境富裕时，他热心资助贫困戚族。家道力绌时，如有告贷者，他亦不忍回绝，不让人家空手而归。甚至为了济从父之急，沈涛居然把一处住宅给出售了。在与弟弟分家析产时，沈涛表现出了一个兄长的谦让气度，从不斤斤计较。特别在弟弟不幸早殁后，沈涛义不容辞操办后事，并资助侄子，一直到其成家立业。

沈涛三十五岁那年前往双林望族沈氏坐馆教学，达二十年之久。宾主友好相处，门生遍达各地。五十五岁病殁后，凡相识之人无不痛惜，尤其是他的门人，更是哀伤不已。

沈涛在苏州经商那些年月，因为经常捧读曾祖父沈廷瑞的《东畬杂记》，心生灵感，便仿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创作绝句数十首。经商败北归里后，一度忙于生计而废了诗事。然而，无论是在濮院坝底头的红药山房，还是在双林苕南的锄月山房，沈涛总是怀着一个心愿：要把《东畬杂记》刊刻问世。清咸丰元年（1851）六月，沈涛根据《东畬杂记》各章节的记叙，续成诗作一○四首，题为《幽湖百咏》。这是一组具有乡土特色、乡土气息的大型组诗，以历史为经、以现实为纬，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濮院镇的历史沿革、经济史话、人文活动、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全面而又广阔的生活画卷，与《东畬杂记》互为补益，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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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林林行书〈幽湖百咏〉》封面

当时，沈涛之子沈梓正坐馆杭州。由于父子分居两地，《东畬杂记》并附《幽湖百咏》，便由沈梓同门戴少梅缮写成帙。因为家境清贫，《东畬杂记》一直未能付梓，沈涛一直耿耿于怀，唯恐一不小心遗失了。三年后的咸丰四年（1854）六月，沈涛不幸病逝，终未了却这个心愿，抱憾而去。这个责任就落到了他的儿子沈梓身上。

沈梓（1830~1885），字桑与，号北山，又号梦蛟，晚号退庵居士。沈梓生平好读诗书，谨言慎行，典型的书生本色。清咸丰十一年（1861），由县府选贡为国子监生员，称为“拔贡”。

清咸丰年间，庚申之乱祸及濮院时，沈梓正在新塍望族高家坐馆教学。咸丰十年（1860）七月二十六日，至同治三年（1864）七月二十日，在这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濮院成为长毛（太平军）的世界。由于老百姓对于太平军的极端恐惧，往往闻风而逃之避难。当时，沈梓频繁地往返于新塍与濮院之间，新塍是他的谋生之地，濮院有他日夜牵挂的家庭。从咸丰十年二月十二日惊闻太平军攻入浙江门户——湖州长兴县的泗安镇开始，沈梓撰写《避寇日记》，把所见所闻如实记录下来。正是通过他的《避寇日记》，今天的我们可以栩栩如生地感知当时濮院经历的浩劫之痛。

在这苦难的咸同年间，除了战乱兵祸外，瘟疫与霍乱袭击了江南。沈梓的姐姐沈芬，妻子董氏与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草嫁他乡的五妹，四个亲人先后病卒于这场苦难中。沈梓家破人亡的苦难经历，是濮院百姓生死劫难的缩影。

庚申之乱平息后，沈梓在同治四年（1865）考取八旗官学教习、武英殿校录，授内阁中书，因为母亲年老，疏请归里以奉养，并以教授子弟为业。

同治九年（1870）冬，沈梓看到嘉兴、秀水、桐乡三县交辖的濮镇一境文风渐衰、士风不振，世家大族只知舍家供佛、修桥筑路，以修来生之福，心中十分忧虑，遂与濮镇有识之士一起筹款创设翔云书院，以重振濮院教育之风。幸得董燿、夏清泰、仲濂、仲浚、朱成勋、沈桐、沈福崇、岳昭垲、岳树音、岳廷振、邹锡祚诸位乡党鼎力相助，共襄盛事。同治十一年（1872），创建在秀界翔云坊的翔云书院顺利开课教育，并聘请严辰担任首任山长。严辰是桐乡名士，清咸丰九年（185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任刑部主事，不久辞归故里，他是一个高度重视文化教育的官吏。翔云书院的成立，是濮院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时任嘉兴知府的许瑶光亲笔撰写了《翔云书院碑记》，勒石铭记，鼓励后学。

同治十年（1871），古道热肠的沈梓仿效张杨园义葬之法，成立梅泾葬会，亲拟《葬会规约》，禀请嘉秀桐三县立案，以解贫困人家丧亲安葬之难。

光绪初年，沈梓获举荐为孝廉方正（六品），没有就任。沈梓甚至辞馆辍业，热心乡里公益，这对于一介清贫书生的沈梓而言，是多么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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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东河古坝前，当阶红药不知年。

屋如舟小春如海，水调歌成自扣弦。

沈涛诗，傅林林书法

在庚申之乱的同治元年（1862）夏，沈梓遇到了同门袁孝宰秀才。袁孝宰郑重地把《东畬杂记》（内含沈涛《幽湖百咏》）交给了沈梓，说：“这手稿得自戴少梅，遭贼未毁而幸存，殊为不易。”沈梓喜出望外，自父亲沈涛病卒后，缮写其著的戴少梅幕游江南，沈梓寻访《东畬杂记》多年而未获，今日如同从天而降，且经历了战火的洗劫，保存完好，无疑是上苍的保佑。当沈梓听说珍藏其著的戴少梅已客死沪上时，不由得黯然神伤。

沈梓得到《东畬杂记》后，趁闲暇之际重新编辑，注释人名、地名，凡有方志、家乘可考者，皆详识始末。在光绪年间，沈梓意欲重修镇志，然因工程浩大而作罢。光绪六年（1880）七月，沈梓为《东畬杂记》作跋，其中这样写道：“议欲重纂镇志，而梓又无能为役。爰举是书付诸手民，以存先人手泽，俾后之为志乘者有考焉。”嘉兴知府许瑶光特赋诗于沈梓：“君开书院榜翔云，又辑先人手泽芬。数里梅花一湖月，遗编夜夜藉香熏。”

把《东畬杂记》付梓印行，是沈梓最大的心愿了。然而，在书稿编成后的五年时间里，沈梓因无余资雕版印刷，这个出版计划一直搁置。光绪十一年（1885），沈梓正欲谋划出版《东畬杂记》时，不幸遽然辞世，时年五十六岁，与他父亲沈涛一样，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三年后的光绪十四年（1888）沈梓的门生们为了了却老师的心愿，集资刻印了《东畬杂记》。此时，距沈廷瑞卒已一百零一年、距沈涛卒已三十四年。

沈梓的《避寇日记》，因时世所迫，只是随手所记，宣纸、土纸相杂，且大小不一。这一张张纸片，真实地记录了庚申之乱中濮院的惨烈境况，是一部让人无法忘却的苦难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沈梓之子沈访磻于一九五○年把这部珍贵的太平天囯史料《避寇日记》捐献给了嘉兴图书馆，成为嘉兴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一九六三年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太平天囯史料丛编简辑》，收录了沈梓的《避寇日记》，从而使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