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决定未来您相信吗？这是可以考证的

《路易斯》(Lewis)是一部我很喜欢的英国侦探剧，以两位牛津警探为主角，案件经常发生在牛津大学校园内。最近在看其中一集时，我注意到一位演员的姓是布鲁德內尔—布鲁斯(Brudenell-Bruce)。这个姓比较少见，而且还是中间以短划线连起来的双姓，在英国，有时候双姓代表这是一个贵族姓，因为在19世纪之前，双姓的产生往往是因为某人继承了两个家族的头衔和领地，因为这个原因改姓是需要皇家御准的。当然今天在英国改个名字很容易，所以许多新出现的双姓和社会地位没什么关系。过后我查了一下，果然这位演员是艾尔斯伯里侯爵(Marquess　of　Ailesbury)和卡迪根伯爵(Earl　of　Cardigan)的后代，这个双姓是在1767年由英皇御准的。

    从两百多年前的贵族成为今天的演员，也许只反映了这个家族的起伏变迁。但是姓氏是不是也能用来研究整个社会的变迁，特别是个人出身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社会阶层流动性”呢？这正是新书《二代崛起》所讨论的话题。本书作者格里高利·克拉克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学教授，近年来在采用姓氏数据研究社会阶层流动性上做了许多工作，这本书中收集的大部分是他与同事的研究工作，以及其他研究人员采用类似方式取得的成果。

    在《二代崛起》中，克拉克等人却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以姓氏为手段，跟踪特定社会阶层人群在长时间內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变化，以此计算出代际相关性。这些学者采用姓氏研究方法，对英国、美国、瑞典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社会阶层流动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代际相关性与传统方法极为不同。他们认为传统方法有局限性，而姓氏研究则揭示出隐藏在社会地位与财富状况表象下的社会竞争力。

    采用姓氏资料研究社会阶层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西方国家姓氏的特殊性。在研究中世纪英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时，克拉克等人采用的是与工匠职业相关的姓氏，比如史密斯(Smith)意指铁匠、贝克(Baker)意指面包师、卡彭特(Carpen-ter)意指木匠等，这些姓氏在十二世纪左右出现，局限在这些有一定技术、地位高于普通的人群中。为了追踪这些人的社会阶层流动性，作者查阅了自十二世纪以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生名单、受到认证的遗嘱等，发现自十三世纪以来，虽然英国经历了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这一群体的代际相关性却一直稳定地保持在0.8左右。与此同时，上层社会人士，即那些姓氏和他们拥有的土地相关的人群，虽然社会地位和财富在几百年內逐渐降低，但是代际相关性依然保持在0.8甚至更高。

    进入现代社会，这些姓氏失去了原来与职业的相关性，而且使用这些姓氏的人很多，跨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再无法用来做姓氏研究了。于是克拉克等人采用了另一种研究方法：分析英国的罕见姓氏。1858年英国第一次建立了现代的遗嘱认证登记制度，根据遗嘱中列明的财产，作者从最富有的5%的人中选出了105个罕见姓氏，其中即包括本文开头提到的布鲁德內尔—布鲁斯，然后从富有程度名列5%至15%的人中选出了76个罕见姓氏。作为对照，他们又从接受连续五年接受政府救济的穷人名单中选出237个罕见姓氏。有了这些姓氏资料，他们首先采用传统的隔代跟踪研究方法，发现代际相关性在0.4与0.5之间，然后他们分别跟踪这三组人群在150年间的财富变化，发现虽然前两组富人的财富不断下降，穷人的财富逐渐上升，但是代际相关性却很一致，都在0.7左右。

    采用姓氏研究得出的代际相关性，比传统方法都要高很多，这是本书作者在英国、美国和瑞典等地区的研究中得到的一致结论。他们在瑞典所做的姓氏研究，还得出了另一个让人惊讶的结论。

    一般认为，在当代国家中北欧和日本的社会阶层流动性最高，与英美相比，这些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做得比较认真，高低级职位间的工资差别相对较低、累进税制比较严格、医疗教育服务等对全民免费，使得不同阶层都享有相近的社会福利。但是克拉克等人采用姓氏研究对瑞典贵族院成员进行了分析，发现从十九世纪初到今天，在社会地位和财富状况上，上流社会家族的后代依然胜过普通人。在历史上，当瑞典上流社会家族进入贵族院时，都会改用一个新的姓氏以显示其等级，另一些贵族姓氏则源自德语或拉丁语。通过姓氏研究，克拉克等人发现在律师、医生、皇家学会会员和大学研究生中，这些贵族姓氏的相对比例比平均数高很多。同时通过对个人所得税的研究发现，带有贵族姓氏的人群收入比姓“穷人姓”的安德森(Anderson)的人高。克拉克等人的结论是瑞典的代际相关性达0.7-0.8，竟然与英美不相上下，与传统的认识大不相同。

    姓氏研究还被一些学者运用在印度、中国、日本、韩国、智利等国家，本书作者认为结果基本支持他们原有的论断。在中国还能做姓氏研究，大概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汉人采用的姓数量很少，近85%的汉人只使用约一百个姓。不过中国留学生郝煜和克拉克等人还是找到了研究的切入点，他们从《明清进士题名录》中找出了13个姓，带这些姓的人比王、李、张这“三大姓”获得进士的比例高至少四倍以上。这13个“贵族姓”分别是诸、竺、茅、濮、裘、巢、恽、端木、钮、忻、萨、笪、宓。同时因为在《明清进士题名录》中，这13个姓集中在江南一带，所以除了“三大姓”外，作者还选择了顾、沈、钱这“江南三大姓”作为另一组对照。为了分析不同时代不同群体中这些姓氏的分布，作者选择了1912-1949年间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2012年中国排名前十的大学的教授、2006年资产超过150万美元的公司董事长、2010年中央政府官员这四个“精英”群体。作者发现在这四个群体中，13个“贵族姓”的相对比例都远远高于“三大姓”。如果拿“江南三大姓”做对照，相对比例依然偏高，但程度就没有那么严重。这说明尽管中国在二十世纪经历了多次革命和战争，明清时代的“贵族”群体，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是社会精英。

    看完这本书，第一个感觉是做计量经济学或社会学真的很不容易，高质量的数据少，影响因素多，情况复杂。克拉克等人的姓氏研究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意的手段，为研究社会阶层流动提供的一个新的角度。但是作者在姓氏研究中做出的结论，特别是他们的推论，并不完全令人信服，有些还颇具争议。

    本书作者的第一个结论是与传统方法相比，用姓氏研究得出的社会阶层流动性普遍偏低，他们认为传统方法有缺陷，而姓氏研究因为能够长期跟踪某一群体，有时可长达几百年，所以能找出真正的规律。但是姓氏研究其实也有自己的局限，首先这一手段往往只能运用在一个相当狭小的群体上，比如瑞典的贵族院现在只有七百个家族左右，英国现代的罕见姓研究只有几百个姓，在美国的研究只能采用阿什肯纳兹(Ashkenazi)犹太人和黑人常用姓等。因为群体越大，就越不能保证不被稀释，群体稳定性是姓氏研究的一个假设，也是一个局限。再有就是在姓氏研究中，社会地位和财富状况的衡量经常只能凭借现有的资料，比如医生律师名单、遗嘱存档等等，并不全面。在小群体身上进行的研究，以不健全的计量手段得出的结论，能否推广到整个社会，还需要更多的研究验证。

    作者的推论则更成问题，克拉克等人认为用姓氏研究发现的社会阶层流动性偏低，其原因是传统的方法假设社会因素、比如教育和医疗的普及是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唯一因素，而姓氏研究则发现了隐藏在外部推动力之下的另一个原因：他们将之称为社会竞争力，实际上就是指家族成员的个人能力。许多人可能会猜测，上流社会成员的后代更有可能成为社会精英，是因为父母在下一代身上的投资更大，包括良好全面的教育、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父母的关系网等等，但《二代崛起》的作者不支持这种说法。他们援引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从统计上来说，父母在孩子身上的投资对孩子的未来影响甚微，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在社会阶层流动上，总体上是向下的。作者因而推断社会竞争力是一种天生的能力，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但强调这一定是与生俱来的，甚至使用了“基因”的说法。当然这种说法也不是他们的首创，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就曾说过自己有“好的基因”。

    上流社会人士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精英，是因为他们有更优秀的社会竞争力，相信很多人无法接受这样的推论，特别是在姓氏研究的直接结论本身尚待验证的情况下。不过作者在做出这个推论之后，继续强调虽然个体有天生能力的差异，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阶层流动性就不存在了，或是不需要个人的后天努力了，或是社会平等没必要了。他们指出，即使生来就有较强的竞争力，但要实现成功的人生还是必须通过后天努力；虽然现代社会的代际相关性达到0.75，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还是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将资源向底层倾斜，还是能够大大地改善整个社会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提高每个人的个人能力，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