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传记片审美探寻的特点

【摘 要 题】环球视域

【正 文】
传记片作为历史人物与现代电影艺术结合的产物，其内在特殊的规定性构建了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艺术之间独特的传记美学。好莱坞电影人在试图诠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这一美学命题的过程中，对于电影内在的美学特质进行了一次重新的解构与颠覆。在奥斯卡中的屡获殊荣也说明了其探索上的成功，其中的传记片最终以在经典人生中“游戏”审美的独特追求，缔造了好莱坞电影史上的又一个神话。
“任何能够多年存在的样式都很有可能存在固有的电影特性”。（注：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第217页。）20世纪30、40年代制片厂制度兴盛的好莱坞，将“生产”概念引入电影创作之中，创造出一批具有相对固定的制度模式，相似的风格、主题、结构关系及共同的样式特征――戏剧化的叙事结构、容易判断的人物性格、固定的电影语言模式、漂亮耀眼的明星、惊异罕见的奇观和回避现实的娱乐效果等特点的电影――类型电影。“按照约定俗成的类型要求或原则制作出来的影片”，（注：汪流主编：《中外影视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体现了好莱坞与其模仿生活，不如模仿一部经典故事的美学理念。所以，人们开始纷纷探索类型片内在的电影价值，并试图艺术地利用这些价值。作为类型电影中特殊题材的传记片在美学探寻和变革传统类型电影的叙事理念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艺术构成了传记影片的二律悖反，在整个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导演必须寻找到最好的切入点和平衡点。如果只是纪实必然丢失了艺术，如果偏离现实太远也就不再是传记片了。虽然人物人格的先在魅力是影片的一个亮点，但如何将其恰如其分地表现又成了最大的难点，无论历史人物的杰出和伟大在电影中得到消解，还是被无限地夸大，都可谓是一种失败。导演的任何想象、润饰和虚构都是在一种近乎于真实感的营造中完成的。艺术化的处理并不能“间离”受众的审美心理，只有提高电影的拍摄、构图、语言、视角等各方面的艺术思维，才能使之具有吸引受众的艺术魅力。这对于导演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吸引。在奥斯卡的获奖及其提名影片中，传记影片所占据的比重之大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从《公民凯恩》、《辛德勒名单》、《莎翁情史》、《巴顿将军》到《美丽心灵》、《钢琴师》等，传记片一路走来，在奥斯卡屡获殊荣充分肯定了其在艺术表现和创新上对于电影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传记片本身的美感特征不仅能很好地实现电影人所期望的人文关怀与艺术创造契合，而且能使受众在现实世界中感悟历史，在精神对话中理解伟大，一种崇高而静穆的美学精神也自然地流淌其中。总而言之，奥斯卡传记片在美学探寻中的审美思维是独特的，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阐释。

　　　　人性的支点与文学性的阐释统一

传记片既然是以历史上杰出或有影响的人物的生平业绩为题材的一种影片，人物自然也就成了整部影片审美意蕴展现的核心。在拍摄之前，导演与人物之间必须达成某种默契。换句话说，只有当导演真正走进被塑造人物心灵的时候，才能使一个伟大的灵魂“复活”。在超越时空的精神性对话中，人性的力量毋庸置疑成了燃烧导演创作激情的火种，同时也是传记影片结构全片的支点。
众所周知，斯皮尔伯格一向是以游戏心态拍摄惊险片、恐怖片和科幻片而著称于世的“孩童”导演。然而，在他已享誉世界之时，他却一改往昔的风格，放弃了惯用的电影特技，耗资2300万美元拍摄了一部长达195分钟的传记影片《辛德勒名单》。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斯皮尔拍格挑战这一全新的体验，将摄像机直面现实的呢？他自己的一段表白帮我们揭开了谜底：“拍摄《辛德勒名单》对我来说好像不只是一部电影，因为那代表的是一个深刻的旅行，进入一个奇怪的男人的心灵的旅行，并且也是我自己的心灵之途。制作《辛德勒名单》不止因为我的信念，而且改变了我的一生。因为通过讲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我理解了为什么一个人，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人能这么出名。”原来，他在用电影去阐释伟大的人性。
伟大并不等于完美，人们往往在英雄情结的利诱下，在伟人身上平添了很多美丽的光环。所以，传记影片的拍摄实际上面临着两种美学原则的。一是以人为中心的诗性美学；二是以史为中心的纪实美学。直接表现出一个导演从什么角度，或者说选择什么样的立场拍摄传记片，是仰视地给其头上添加光环，把天才置于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神龛？还是平视地接近和深入，尝试让人们理解他的生活贴近他的内心，从而让人们的心灵获得一种巨大的支持，导演的思维也经历一场伟大的探险。奥斯卡传记影片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美学倾向都有所尝试。例如《美丽心灵》中对于数学天才的美化，以及在《辛德勒名单》中的人性最低劣和最闪光都集于一身的辛德勒这一形象的塑造，就是这两种美学风格的融会统一，“艺术化的历史”或是“历史化的艺术”的取舍和评定，必须由艺术的自然选择来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在突出人物、淡化背景的奥斯卡传记片中，把人性表达得既饱满又真实到足以支撑起整部影片的艺术追求，并未仅仅靠声画、色彩、造型这种单纯的艺术性的表现来表达，而是都不约而同地借助了文学性的阐释来完成艺术的升华――把潜藏于感官享受背后的具有生命意识的东西呈现出来。
影视的艺术产生并不能使其摆脱文学性的影响，在消费时代，传统非文学性的话语开始迷恋修辞，文学性逐渐泛化到整个文化发展之中，电影的文学性在“梦工厂”制作中，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地成为电影最具生命性的元素并不奇怪。随着消费文化进入中国，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个潜藏在好莱坞电影中的很可贵的元素。纵观奥斯卡优秀的传记影片，任何一种技术的探寻，例如《公民凯恩》中长镜头和精神镜头的运用；或是摄影的深层内涵和艺术价值缔造，例如《辛德勒名单》中那个红衣女孩的两次出现，或是对于人物进行非真实的艺术化的处理，例如《美丽心灵》留下的质疑；或是导演别有新意的艺术想象，例如《巴顿将军》在一次战役中表现一生铁血的成功，都共同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那就是追寻对于人性的文学性的阐释。生命深刻的东西并没有因为艺术化的处理而被消解，观众在影片内在生气和灵魂的支撑下，得到了享受和心灵的净化。传记影片人性的审美意蕴和文学性阐释带给人们的震撼，成了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艺术的传记影片获得成功的先机。当然，奥斯卡传记片能够成功地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美学命题，还离不开技术的进步和电影思维上的创新。

　　　　长镜头思维与蒙太奇思维交汇

“蒙太奇”和“长镜头”作为电影的两种基本语言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和不断地发掘，随着对两者探讨的深入，它们存在的价值已不单纯是一种镜头技术层面上的组接或是延伸，作为最基本的电影思维模式它们具有独立的美学意义。奥斯卡传记片，让“蒙太奇”和“长镜头”在技术与思维两个维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人们在日常观察事物和思考题时，既可以通过连续的跟踪而不破坏现实的时空统一进行，也可以通过分割现实打乱现实的时空统一进行。在电影中，把分割的、离散的、跳跃的思维方式称之为蒙太奇思维，而把完整的、连续的、静止的思维方式称为“长镜头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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