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专题研究（7）

一、关于《三国》的成书年代 《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是整个《三国》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又是基本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辛勤探索，本年度在这方面又有几篇值得注意的论文。 沈伯俊的《世纪课题：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2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9期转载），系统回顾了20世纪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问题的研究历程：从20年代鲁迅率先提出“成书于元末明初”说，到30年代因郑振铎等人发现明代天一阁抄本《录鬼簿续编》关于罗贯中的记载而使“元末明初说”得到学术界公认，再到80年代一批学者分别提出“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成书于元末”说、“成书于明初”说、“成书于明中叶”说等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作者认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目前这一方面仍是资料不足，见解歧异。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对此争论也很大。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往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要真正解决《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在基本事实的认定、新材料的发掘、研究方法的选择等方面，还需要付出更多、更踏实、更细致的努力。只要研究者们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原则，弘扬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既珍惜自己艰苦探索的成果，又尊重他人的一得之见，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友好切磋，取长补短，就一定能圆满解决这个“世纪课题”。 张志和的黄正甫本《三国演义》整理本《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认为：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显然不是明天启间刻本，而只能说它的封面、《三国志叙》、目录是天启间刻，正文则是旧版。”文章从黄正甫本的正文找出三个例证来说明它早于嘉靖壬午（1522）本：（1）黄正甫本卷十三有关“伍伯”的两处叙述，在嘉靖壬午本中都变成了“五百人”，以致叙述错乱不通。（2）嘉靖壬午本卷十二《张永年反难杨修》一节中有曹操“遂令扯碎其书烧之”一语，此句下有注云：“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

书作‘板’，差矣。”而黄正甫本卷十《张松反难杨修》一节中，此句正作“操令破板焚之”，可见它正是嘉靖壬午本注中所说的“旧本”。（3）黄正甫本引用了60余首周静轩诗，时间“应当是在周隐居之后而未去世之前”，而“周静轩大体上是生活在15世纪的下半叶，最多活到16世纪初。”加之黄正甫本中没有尹直为诸葛亮作的赞词，“这也可确证黄正甫本的刊刻时间必在弘治甲子（1504年）以前，实比嘉靖壬午（1522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刻时间早二十年以上。”文章的结论是：《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中叶，黄正甫本就是它最早的刻本，罗贯中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以这篇《前言》为基础，张志和又接连发表《〈三国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载2000年11月8日《中华读书报》）、《〈三国演义〉最早刻本在国家图书馆发现》（载2000年12月13日《中国文物报》）等文章，反复宣传其观点，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应该指出，张志和多年来一直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笔者也曾多次介绍其观点（参见拙作《〈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八十年代以来〈三国〉研究综述》、《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述评》、《世纪课题：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诸文）；他的这篇《前言》，实为他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的《黄正甫刊本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一文的重申和发展。不过，我认为他的论述存在若干片面之处，有待仔细斟酌。而张宗伟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非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针对他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一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辨析，旗帜鲜明地提出：“黄正甫刊本不仅不是今见《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而且是《三国演义》今存明刊本现较晚的一种，孙楷第先生把它定为明天启间刊本是可靠的。”我在《一九九九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中曾介绍过此文。张志和想必也看到过张宗伟此文，则应予以正面回应，以证明自己的观点。 此外，邱岭的《楠木正成与诸葛亮──兼考〈三国志通俗演义〉之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与罗贯中》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将日本战争题材文学的代表作《太平记》与《三国演义》进行比较，特别是有关“三顾茅庐”和“死诸葛走活仲达”这两个故事的对照比较，指出：“《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只能借自《三国志通俗演义》，而不可能来自《新全相三国志平话》或其他。”由于《太平记》成书于1368－1374年之间，

因此，“对《太平记》产生了影响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必定成书于更早时候。明初不可能，至晚也应是元末较早时期。”文章进一步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大约成书于14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这一推断，正好与杜贵晨的成书于1323－1329年间的说法（见其《〈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不谋而合。作为研究日本文学的专家，邱岭的这一考证另辟而又颇有新意，值得关心这一问题的学者重视。

二、关于罗贯中的籍贯 罗贯中研究，历来是《三国演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一直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本年度在这方面出现了一批论文，其中关于罗贯中籍贯的几篇比较值得注意。李灵年的《罗贯中研究七十年》（载《〈三国演义〉与罗贯中》论文集），认为真正的罗贯中研究是从20世纪30年代，即1931年郑振铎等先生发现天一阁抄本《录鬼簿续编》起步的。文章评述了七十年来罗贯中研究中几个主要问题：（1）关于罗贯中对《水浒传》的著作权问题；（2）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3）关于罗贯中的籍贯；（4）关于罗贯中与赵宝峰的关系；（5）关于罗贯中的政治思想。其中籍贯问题部分，就罗贯中的原籍究竟在何处，分别介绍了“太原说”和“东平说”（即“东原说”）的来历、有关学者的主要观点和论据。作者认为：“尽管持‘东平说’者不少，但因没有更多新材料的发现而进展不大。相对而言，‘太原说’在新材料发掘的基础上，展现了较为广阔的天地。但学术研究不能只看一时的成果，何况迄今谁也拿不出确定不疑的铁证。所以我们主张诸说并存，留待以后有条件时再求得共识。”刘世德的《罗贯中籍贯考辨》（原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经补充、修改后，收入《〈三国演义〉与罗贯中》论文集），是他关于罗贯中的系列论文之一，也是有关“太原”说的最有代表性的论文之一。其中心论点是：“罗贯中的原籍应该是太原，寄籍则是钱塘。”文章首先强调，《录鬼簿续编》中“罗贯中，太原人”的记载是可信的，无可置疑的，理由有七点：（1）“太原”二字是明文，不应轻易怀疑其真实性。（2）贾仲明与罗贯中是“忘年交”，不可能把罗贯中的籍贯弄错。（3）“太原”二字，见于罗贯中小传，按小传的文体要求，弄错的可能性几乎没有。（4）同时代人撰写的传记文字中关于籍贯的说法，应当是比较可靠的，“太原”说正是如此。而“东原”等说法则不

是由罗贯中的同时代人提供的，其可靠性当然要大打折扣。（5）贾仲明和罗贯中都是北方人而流寓江南者，对罗贯中的原籍应当特别注意，不会弄错。（6）说“太原”为“东原”的讹误，没有能够站得住的理由。（7）在天一阁蓝格抄本中，前面的《录鬼簿》著录了三位太原籍的戏剧作家，后面的《录鬼簿续编》则记罗贯中为太原人，前三个都没错，惟独说第四个写错了，恐不会这么凑巧。文章提出，题署罗贯中的21种版本，包括《三国演义》13种、《水浒传》4种、其他小说4种，其题署与罗贯中本人没有任何瓜葛，完全是出自后世书商的手笔，因而是不可靠的。“东原罗贯中”的说法，来源于嘉靖本的庸愚子（蒋大器）序；而序中的“东原”其实是“太原”的讹误。作者的态度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信任宁可给予明初的、和罗贯中同时而又稔熟的贾仲明，也不给予那弘治时期的陌生人蒋大器。”刘世德的论述，比以往有关“太原”说的论文更富逻辑性，但也存在一些可议之处。 本年度没有出现阐述“东原”说的力作。不过，笔者仍然认为，“东原”说可以继续与“太原”说展开平等的争鸣，在暨互相辩驳又互相启发的过程中，逐步取得具有说服力的共识。近十余年来，孟繁仁等持“太原”说的学者在山西清徐发现了一部明代隆庆元年（1567）始纂，清代同治壬申（1872）重修的《罗氏家谱》，卷首的《序》称其始祖于五代后唐时由四川成都府迁居清徐。他们结合有关资料，认为《罗氏家谱》中第六代罗锦的次子即罗贯中，于是便将“太原”说进一步延伸和坐实为“清徐”说。但是，其论文在年代、世系的计算等问题上尚有明显的漏洞，未能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即使是持“太原”说的学者，多数也未表示赞同“清徐”说。陈辽在细读《罗氏家谱》之后，写了《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作者罗贯中》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6期转载），指出：清徐罗氏从康熙年间的罗鳌（《罗氏家谱》中的第十四代）起，便将“先祖”、“远代祖宗”与《家谱》中的“始祖”、“第一代”混为一谈，即将五代后唐时期从成都来到梗阳（即今清徐）的“先祖”等同于生活在元代的《罗氏家谱》第一代罗仲祥，从而造成巨大的时间差错。如果罗仲祥真的是五代后唐时人，则第六代罗锦之子应当生于1086年左右（北宋中期），他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毫不相干。由此可见，“清徐”说是站不住脚的。看来，罗贯中籍贯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继续付出艰苦细致的努力。 三

、关于《三国》的电脑研究 人类正在进入信息社会。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化”正在成为社会生活的发展趋势，并逐步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开展《三国演义》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亟需面对、有待开拓的重大课题。而现实情况是：尽管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始使用电脑，但主要是把电脑用作写作工具，有时也利用网络查询和传递一些学术信息；而由于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对电脑和网络技术掌握程度偏低），真正利用电脑和网络进行《三国演义》研究尚处于酝酿和起步的阶段，迄今尚无一项成功的实例。这种学术性、技术性都很强的研究，迫切地需要一批既熟悉《三国演义》、又精通电脑的专家的积极参与和通力合作。 有见于此，身为计算机专家而又热爱《三国演义》的周文业撰写了《〈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利用计算机和网络开展〈三国演义〉研究一文》（载《〈三国演义〉与罗贯中》论文集），》对这一重大课题作了初步的探讨。文章首先指出：“由于《三国演义》研究专业学术性强，从事的人员少，依靠传统的研究、传媒方式，效率很低。而将《三国演义》数字化，采用计算机和网络进行研究，肯定可以大大加快《三国演义》的研究步伐，并可能取得快速的进步和质的飞跃。”文章认为，《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包括基础工程和研究工程两部分。“基础工程包括：将目前所见到的全部《三国演义》版本数字化，建立《三国演义》基础数据库等。基础工程是为下一步利用计算机和网络进行《三国演义》研究打下基础，提供详实、丰富的资料。”“研究工程是要在基础工程的基础上，再根据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水平，确定各种研究课题。在目前计算机还无法进行自然语言分析的情况下，可以先开展如版本、文字、语言等比较简章可行，且可产生实际结果的研究。等计算机在自然语言分析上有所突破，再开展利用计算机和网络进行《三国演义》的内容、情节、人物描写等方面的研究。”文章还特别强调，实施《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除了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之外，还需要《三国演义》研究人员和计算机应用人员的合作，特别是需要既熟悉《三国演义》研究，又熟悉计算机的复合型人才。周文业的探讨，得到沈伯俊的积极支持。第十三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之后，双方经过多次磋商，决定发挥各自的优势，密切配合，共同推进《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目前，这一工程已经启动，希望得到更多的《三国演义》研究专家和计算机应用专家的支持，大家群策群力，将这一宏大的工程逐步推向前进。 作

者：沈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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