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所载“加官”略论

　　加官，即在本官之外另加其他官职。加官制度乃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官的现象，从秦到清历代都有[①]，但在不同朝代，加官的类型、作用及意义都不尽相同。对加官制度或加官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古代职官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有助于全面揭示古代政治、社会的演变情况。

　　然而到目前为止，对于加官的研究依然比较薄弱，就汉唐时期的加官而言，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部分曾有所涉及，如其中的《秦汉卷》（孟祥才着）、《魏晋南北朝卷》（黄惠贤着），均辟有专门章节对秦到南北朝的加官做简单阐述，另外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及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等著作中，也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这一时期的加官问题。但从总体上看，可能由于研究者对加官重视程度不够等因素，以上研究均缺乏系统性，这与史籍中随处可见的加官现象很不相符。本文拟以《三国志》[②]所载加官作为讨论对象，对汉末三国时期的加官情况略作系统分析，并以此揭示其时政治社会情况之一隅。

（一）曹魏加官情况分析

表一：曹魏加官情况表

姓名

时间

本官

加官

出处：《三国志》册/卷/页

备注

※公孙恭

黄初元年三月

辽东太守

车骑将军

1/2/78

出自《文帝纪》；出自本传者不再标明※表示加官为将军号

曹腾

桓帝即位

大长秋

加位特进

1/1/2

黄亭侯

徐绍

咸熙元年冬十月丁亥

相国参军事

兼散骑常侍，加奉车都尉

1/4/152

封都亭侯，出自《三少帝纪》

卞兰

奉车都尉、游击将军

加散骑常侍

1/5/158

出自《后妃传》

甄畅

景初末

射声校尉

加散骑常侍

1/5/162

同上

郭表

太和四年

昭德将军

加紫金，位特进

1/5/166

同上

毛嘉

明帝时

光禄大夫

后加位特进

1/5/167

同上

※陈登

广陵太守

加伏波将军

1/7/229

出自《吕布传附陈登传》

曹真

黄初中

中军大将军

加给事中

1/9/281

曹爽

明帝初

明帝时

齐

王即位 城门校尉

大将军，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

加散骑常侍

加侍中

1/9/282

1/9/282

※刘璋

建安十三年

益州牧

加振威将军

4／31／868

黄权

魏黄初三年

镇南将军

加侍中

4／43／1044

黄权由蜀降魏，获官和加官

※夏侯惇

领陈留、济阴太守

加建武将军

1/9/268

王肃

嘉平中

中领军

加散骑常侍

2／13／418、419

孟达

延康元年

新城太守

加散骑常侍

2／14／445

出自《刘晔传》；又见《明帝纪》 1／3／93

蒋济

护军将军

加散骑常侍

2／14／452、453

刘放

黄初初

明帝即位

青龙初

正始元年

中书监

中书监

中书监

中书监

加给事中

加散骑常侍

加侍中、光禄大夫

左光禄大夫

2／14／457

2／14／459

又见《三少帝纪》1/4/119

金印紫绶，仪同三司

孙资

黄初初

明帝即位

青龙初

正始元年

中书令

中书令

中书令

中书令

加给事中

加散骑常侍

加侍中、光禄大夫

右光禄大夫

2／14／457

2／14／459

出自《刘放传》，又见《三少帝纪》1/4/119

金印紫绶，仪同三司

※贾逵

豫州刺史

后加建威将军

2／15／482

苏则

魏文帝时

金城太守

加护羌校尉

2／16／491

※杜恕

幽州刺史

加建威将军

2／16／505

《杜畿传附子杜恕传》

郑泰

何进辅政时

尚书侍郎

加奉车都尉

2／16／509

《郑浑传》注引《汉纪》

郑浑

文帝即位

侍御史

加驸马都尉

2／16／511

张郃

文帝即王位

明帝即位

左将军

加位特进

2／17／526

※臧霸

琅玡相

加威虏将军

2／18／537

※文聘

江夏太守

加讨逆将军

2／18／539

吕虔

※

太祖时

文帝即位

领泰山太守

迁徐州刺史

加骑都尉，典郡如故

加裨将军

加威虏将军

2／18／541

曹琨

加骑都尉

2／20／589

《曹徽传》裴注

桓阶

文帝践阼

迁尚书令

加侍中

3／22／632

封高乡亭候

陈群

文帝践阼

迁尚书仆射

加侍中

3／22／635

陈泰※

※

正始中

嘉平初

并州刺史

雍州刺史

尚书右仆射

加振威将军

加奋威将军

加侍中、光禄大夫

3／22／638

3／22／638

3／22／641

使持节、护匈奴中朗将

陈矫

文帝时

尚书令

后加侍中光禄大夫

3／22／644

徐宣

明帝即位

左仆射

后加侍中、光禄大夫

3／22／646

卫臻

明帝即位

右仆射

右仆射

加侍中

加光禄大夫

3／22／648

卢毓

高贵乡公即位

吏部尚书

转为仆射

进封大梁乡候

加奉车都尉，封高乐乡候

加光禄大夫

加侍中

3／22／652

韩暨

太祖时

监冶谒者

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

3／24／677

孙礼

※

明帝临崩时

大将军（曹爽）长史

扬州刺史

加散骑常侍

伏波将军

3／24／691

王观

高贵乡公即位

尚书

加驸马都尉

加光禄大夫，（后转右仆射）

3／24／694

田豫※

※

太和中

正始初

汝南太守

使持节护匈奴中朗将

殄夷将军

加振威将军，领并州刺史

3／26／728

※郭淮

黄初元年

黄初五年

太和二年

领雍州刺史

为真

加建威将军

3／26／734

徐邈

明帝时

凉州刺史

加建威将军

3／27／740

※胡质

黄初中 荆州刺史

加振威将军

3／27／742

※王昶

明帝即位

兖州刺史

加扬烈将军，

3／27／744

赐爵关内候

※王基

安丰太守

荆州刺史

加讨寇将军

扬烈将军

3／27／751

3／27／752

※诸葛诞

正始中

扬州刺史

加昭武将军

3／28／769

※王凌

兖州刺史

加建威将军

3／28／

从表中明显可以看出加“将军”号者占相当比例，有22次，其中除公孙恭的车骑将军外，其余均为杂号将军。有关加将军号的问题，高敏和阎步克二先生都曾做过细致的考察，高敏分析了加将军号的起因[③]，阎步克则从汉晋南北朝整个官阶制度发展方向的角度，系统分析论证了加“将军”号在官阶发展中的作用[④]。

在以上二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这里作些细节上的补充。先看公孙恭加车骑将军一事，据《后汉书·百官志一》：“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可见汉时车骑将军地位是很高的，魏初情况应与东汉接近。因此公孙恭为辽东太守便加一重号将军，显然有其特殊原因，据《三国志》卷八《公孙恭传》：“十二年，太祖征三郡乌丸，屠柳城。袁尚等奔辽东，康斩送尚首。语在武纪。封康襄平侯，拜左将军。康死，子晃、渊等皆小，觿立恭为辽东太守。文帝践阼，遣使即拜恭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追赠康大司马。”公孙恭加车骑将军，除了因为其父公孙康在曹操北伐乌桓时，曾斩袁尚立功外，更重要的是魏文帝曹丕要笼络辽东势力，因为此时辽东虽臣属于魏，但并不属于曹魏的嫡系，而且又处于东北边疆，曹魏统治一时鞭长不及马腹，难以进行实际的统治，这样在当地极有势力的公孙家族就非笼络不可，如此看来对公孙恭加“车骑将军”，就完全是政治的需要！

与公孙恭相比，刘璋加军号实际也是缘于政治原因。据《三国志》卷三一《刘璋传》，建安年间“璋闻曹公征荆州，……遣河内阴溥致敬于曹公。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其时刘璋已承袭其父刘焉益州牧的职位，专制一方，在曹操征讨荆州时主动向曹操“致敬”，其主要意图是向曹操示好，意在打消曹操进略益州的企图，从当时的情况看，曹操意在进攻荆州的刘表，暂时并无进攻益州的要求，于是就趁刘璋“致敬”之机，

给刘璋、刘瑁兄弟加将军号。以示对他的褒奖和对他益州牧地位的认可。后来曹操攻下荆州，情况发生了变化，刘璋与曹操也就不再继续交往。[⑤]表中其余加将军号者，一无例外都是在作为地方刺史、太守时所加军号，这正是高敏认定的“州郡领兵制”开始时的情况。东汉末期军阀混战，天下处于纷乱之中，各地英雄豪杰四起，战事不断，没有自上而下的一体化的。各地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因此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州刺史、郡太守都加将军号，然而各地的地方长官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军事事务，而一旦插手军事事务，那么加将军号也就顺理成章，如《三国志》卷一五《贾逵传》记载，贾逵为豫州刺史时“州南与吴接，逵明斥候，缮甲兵，为守战之备，贼不敢犯。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黄初中，与诸将并征吴，破吕范于洞浦，进封阳里亭侯，加建威将军。”可见豫州刺史虽掌管境内军事，但主要职掌仍为民事，贾逵在很长时间并未加军号，但到黄初年间，其参与诸将征吴，并立有军功后，就在进爵的同时获得了“加建威将军”称号，这表明其加军号是在立军功之后得到的一种褒奖。

另外，相同的例子还有臧霸，据同书卷一八《臧霸传》，臧霸为琅邪相时，也多次参与军事行动，后又“东州扰攘，霸等执义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为都亭侯，加威虏将军。”总之，正是由于州郡多参与军事活动，故而多数地方长官如刺史、太守等均获得了军号，在加军号还未泛滥的初始阶段，这种加官还是有实际意义的，其目的即在于褒奖军功、鼓舞士气，以争取军事胜利。而就以上表格反映出来的情况来看，加将军号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因军功而加将军号，如陈登、贾逵、臧霸、文聘、郭淮、徐邈、王基[⑥]等；另一种是除为地方长官时便加军号的，如吕虔、杜恕、陈泰、孙礼、田豫、胡质、诸葛诞、王昶[⑦]等。这两类情况的共同之处，是本官皆为地方长官加军号，这是东汉后期与三国时期军事斗争频繁在职官制度上的反映。

关于加位特进的情况，《晋书》卷一四《职官志》：“特进，汉官也。二汉及魏晋以加官从本官车服。无吏卒。太仆羊琇逊位，拜特进，加散骑常侍，无余官，故给吏卒车服。其余加特进者，唯食其禄赐，位其班位而已，不别给特进吏卒车服，后定令。”可见特进是加官，而无本职，这一点和散官相似，然而加特进者地位一般较高或特殊，如表中曹腾、郭表、毛嘉、张郃四人加位特进就说明了这种情况。其中张郃为曹魏大将，一直深受重用，在后期一直是与曹真、司马懿合作抵抗蜀吴的重要将领，其加位特进，除了

因为他在祁口之战大败蜀军外，更重要的是为激励他在未来之战中的勇气，据史：“明帝即位，遣南屯荆州，与司马宣王击孙权别将刘阿等。追至祁口，交战，破之。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拒亮将马谡于街亭。”可见，加位特进正是对他的特别待遇和奖励，以期他能不遗余力的进行战斗！至于曹腾，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东汉末年，“桓帝即位，以腾先帝旧臣，忠孝彰着，封费亭侯，加位特进。”而郭表、毛嘉是外戚，因太后缘故而“位特进”的。由此四人的情况可见，特进不是一般官员可以得到的加官。刘放、孙资二人的情况则反映了加官的又一种情形，从表中可见刘放、孙资为中书监、令，其本官一直未见变动，然其加官由给事中到散骑常侍再到侍中光禄大夫而不断变化，期间大约十四年的时间。《三国志》卷一四《刘放传》云：“黄初初，改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遂掌机密。”中书监、令在曹魏时是机密重职。刘、孙二人深得文帝信任，故委以此职，然而从职官制度来说，任何官职都有一定的任期，也就是说到了一定的时间，职官都要发生变动，或升或降，或改任他官。但孙、刘二人职掌机密，又深得信任，帝王不欲其改职而让此职位由他人担当，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正是通过不断变换加官的办法使得孙刘二人能够长期担任中书监、令。孙刘二人仕途经历，说明可以通过加官的变化表现某人官职的迁转。

关于加官“侍中”的情况，从上表可知，加侍中的共有11人，其中本官为中书监、令者2人，尚书令2人，尚书仆射5人，大将军1人，镇南将军1人。可见加侍中者大多为尚书省官员，共有7例，有2例为中书官员，另外曹爽以大将军加侍中，黄权以镇南将军（三品）加侍中。而这11例加侍中者，皆为中央主要官员，这表明侍中作为加官，也不轻易授人，一般非中央高官者不能获得。其中黄权一例需特别注意，据《三国志》卷四三《黄权传》：“文帝善之，拜为镇南将军，封育阳候，加侍中，使之陪乘。”这显然是魏文帝对其特别的优宠。魏文帝为何如此做呢？原因在于黄权属于益州土著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⑧]，他的来降对曹魏以后进略蜀汉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可以进一步争取蜀汉所在益州地区地主集团的支持，从而瓦解蜀汉政权的统治，所以魏文帝对他的高官和加官可谓是用心良苦。当然不排除黄权为人令人称赞[⑨]，但黄权降魏事出无奈，曹魏对其如此重视，关键还在于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之后，曹魏对黄权一直重视有加，让其历任益州刺史、车骑将军并仪同三司[⑩]等，尽管黄权未有任何功绩于曹魏政权[11]，但仕途

如此顺利，原因即前面所分析。再从蜀汉一方来看，黄权降魏是其重大损失，夷陵之败造成了黄权降魏。在黄权降魏后，“有司执法，白收权妻子。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待之如初。”刘备并无杀黄权家人的意思，而是主动承认错误，一方面是认识到伐吴本身的失误和黄权降魏出于无奈，更重要的是，刘备不杀黄权家人，正象曹魏拉拢一样，不杀之举也是一种拉拢，表面上是对黄权本人，实质是向益州原有地主集团表示态度，对他们安抚，以稳固其政权在益州的统治基础。关于加散骑常侍的情况，从表中可知，他们的本官分别为奉车都尉、射声校尉、城门校尉、大将军长史、中书监令、新城太守、护军将军、中领军等，可见加散骑常侍的官员种类比较多，几乎各不相同，有朝官、地方官、也有大将军佐吏。其中孟达一例，需稍加留意，据《三国志》卷一四《刘晔传》：“延康元年，蜀将孟达率众降。达有容止才观，文帝甚器爱之，使达为新城太守，加散骑常侍。”另据同书《明帝纪》裴注：“达既至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觿莫不属目。又王近出，乘小辇，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这说明，新城位于蜀魏边境，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孟达由蜀降魏，对于曹魏军事上意义重大，但由于新城所在位置，曹魏势力难及，因此只能仍由孟达担任太守之职而“委以西南之任”，加官散骑常侍则是为表示对他的特别荣宠，孟达归降时间为延康元年，据《文帝纪》：这一年曹魏“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这是《三国志》中所载曹魏设置散骑常侍、侍郎的最早记载，[12]因此孟达加散骑常侍应是曹魏最早的一例，这进一步证明加孟达散骑常侍，是对他的特别优赏，其更深层的用意当在于通过优待孟达以招徕更多降人。

西汉时侍中与散骑在性质和权限方面，曾一度相似，但后来发生变化，本表所透露出的情况也显示二者即使在加官中也有较大差异。其中原因可能与两种官职的本来职权有关。有关曹魏侍中的情况，据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曹魏侍中在政治上所起的主要作用，并不在省尚书事，而在侍从左右所参与的谋议何谏诤。……”祝先生严密论证了曹魏时期侍中职掌的重要性。实际上早在汉代，侍中作为宫官，与散骑（常侍）相比就表现出很大不同，它与人君关系更为亲密，可以“出入禁中，近侍帷幄”。及至曹魏时期侍中依然是近侍之臣，而散骑常侍，据《晋书》卷一四“散骑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骑从乘舆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皆无员，

亦以为加官。汉东京初，省散骑，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同掌规谏，不典事，貂榼插右，骑而散从，至晋不改。”可见散骑常侍在东汉并未设置，这样，同作为门下的官职，侍中一直处于发展之中，其职权必然不断衍变扩展，而散骑常侍在曹魏才开始确定下来，因此可以断定，二者同是皇帝身边重要大臣，但侍中职权、地位及资历高于散骑常侍。作为加官时，加侍中也比加散骑常侍要尊贵。与此同时，尚书省在曹魏时期也有了发展，逐步取代三公成为宰相[13]。故受信任的尚书长官多给予加官侍中以示优宠之意，这也正是表中加侍中者当中尚书令、仆射等尚书长官占了绝大多数的原因所在。（二）蜀吴加官情况分析

表二：蜀汉加官情况表

姓名

时间

本官

加官

出处《三国志》册/卷/页

备注

※诸葛瞻

延熙中

尚书仆射

军师将军

4／35／932

《诸葛亮传附子诸葛瞻传》

※董允

延熙六年

侍中领虎贲中朗将

加辅国将军

4／39／986

※陈祗

延熙十四年

侍中守尚书令

加镇军将军

4／39／987

《董允传附陈祗传》

※申耽

建安二十四年

领上庸太守

加征北将军

4／40／991

《刘封传》

※李严

建安二十三

章武三年

建兴元年

犍为太守

中都护

加辅汉将军

假节，加光禄勋

4／40／999

※杨仪

建兴八年

迁丞相长史

加绥军将军

4／40／1004、1005

※李恢

先帝薨后，南土平定时

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住平夷县）

加安汉将军

4／43／1046

封汉兴亭候

蒋琬※

建兴八年

诸葛亮之后

丞相长史

尚书令

加抚军将军

俄而加行都护，

4／44／1057

假节，领益州刺史

姜维

延熙十年

延熙十七年

仓曹掾

迁卫将军，与大将祎共录尚书事

（费祎卒）

加奉义将军

加督中外军事

4／44／1064

封当阳亭侯

据《三国志》卷四〇《李严传》：“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建兴元

年，封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此处的加官应该是兼官，即是李严在任中都护的同时仍监管光禄勋的职务，不是单纯的加官，不过可以说明作为刘备托孤的两个主要大臣之一，新帝即位便让他兼任护卫宫廷的光禄勋，说明对他的充分信任和重用。姜维加“督中外军事”，是在费祎死后，之前，据同书卷44《姜维传》：“（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时二人分别为卫将军和大将军，且共录尚书事，权力可谓相当，故能互相牵制，姜维便不能独揽军权，费祎死后，姜维加督之后，便独揽军权专心于北伐了，可见此处加官的权力是相当大的。除了以上二例之外，余者全为加军号。诸葛瞻、董允、陈祗三人居侍中、尚书令（仆射），为蜀汉重要朝官，其加将军号与蜀国实际情况有关，为达到以攻代守的军事战略目的，蜀汉连年北伐，处于魏国强敌之南，因此军事势必是其头等军国大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文职朝官也有加将军号的。如杨仪和蒋琬为丞相长史而加军号，因为时丞相诸葛亮虽位居一等，但其主要使命是北伐，作为其主要佐吏之一的长史必然要辅助他的北伐，故而加军号。李严、申耽、李恢是在蜀汉建立之前为地方太守时加军号的，其中《三国志》卷四〇《刘封传》载：“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可见对申耽的加军号是一种褒奖，也是对他的安抚。李严是因为带兵了一些叛乱而加军号的，李恢是因为“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封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可见这三个人的军号都是因为军功或归降而得，是对其行为的褒奖。至于姜维的军号一方面是作为丞相的佐吏，另一方面又是新归降蜀国并为诸葛亮赏识，因而加军号的。

表三：孙吴加官情况表

姓名

时间

本官

加官

出处《三国志·吴书》册/卷/页

备注

孙恩

永安元年十一月戊戌

卫将军、御史大夫

侍中

5／48／1157

《孙休传》

※孙瑜

建安九年

领丹杨太守

加绥远将军

5／51／1206

孙韶

孙权称帝时

镇北将军

加领幽州牧、假节

5／51／1216

顾谭

赤乌中

左节度

加奉车都尉

5／52／1230

《顾雍附孙顾谭传》

※步协

赤乌十一年

西陵督

加抚军将军

5／52／1240

《步骘传》

步

阐※ 赤乌中

凤皇元年（降晋后）

西陵督

都督西陵诸军事、卫将军、仪同三司

加昭武将军

加侍中，假节领庐陵太守

5／52／1240

同上

步玑

同上

监江陵诸军事、左将军

加散骑常侍，领庐陵太守

同上

※黄盖

建安中

武锋中朗将、武陵太守

加偏将军

5／55／1285

韩当

黄武二年

昭武将军、领冠军太守

后加都督

5／55／1286

丁奉

永安初（孙休即位）

迁大将军

加左右都护

5／55／1301

朱然

建安二十四年前

迁山阴令

加折冲校尉，督五县

5／56／1305

※陆绩

孙权统事后

郁林太守

加偏将军

5／57／1328

※陆逊

黄武元年

大都督、假节

后加拜辅国将军，领荆州牧

5／58／1346、1348

※陆抗

永安二年

元兴元年

凤凰元年

镇军将军，都督西陵

加镇东大将军，

加拜都护

5／58／1355

5／58／1358

领益州牧

※贺齐

建安十三年

新都郡太守

加偏将军

5／60／1379

※周鲂

黄武中

鄱阳太守

加昭义校尉

后加裨将军

5／60／1387

※胡综

孙权为车骑将军时

领右部督

加建武中朗将

5／62／1412

诸葛恪

孙权薨后

拜太傅

加荆杨州牧，督中外诸军事

5／64／1434

※腾胤

太元元年

建兴元年

太常

加卫将军

5／64／1443

王蕃

贺邵

薛莹

虞汜

孙休即位

俱为散骑中常侍

皆加驸马都尉

6／65／1453

表中加将军号的仍然占相当比例，这一情况与《魏书》和《蜀书》所载相近。其中孙瑜、步协、步阐、陆绩、贺齐加军号的情况相似，是在被任命为地方长官时直接给予军号的。黄盖、陆逊、周鲂三人是因军功加军号。陆抗、腾胤是新帝即位而加军号的。军号的

不同是因为加军号所表示的阶位不同。另外，朱然作山阴令是因资位较轻故只加“折冲校尉”，而周鲂在做鄱杨太守时，了彭绮的暴乱，“乃以鲂为鄱阳太守，与胡综戮力攻讨，遂生禽绮，送诣武昌，加昭义校尉。”（《三国志》卷六〇《周鲂传》）说明加官是对其军功的褒奖，后来周鲂又立大功，终加“裨将军”，并赐爵关内候。表中加侍中的仅“孙恩”“步阐”二例，前者为吴国的情况，后者则是西晋时期情况。孙恩以卫将军、御史大夫加侍中应是本官为重要朝官的例子，而步阐降晋后仍为地方军事长官，加侍中则是对其的特殊待遇！

王蕃、贺邵、薛莹、虞汜四人加驸马都尉属于皇帝对他们的特别的荣宠。

（三）小结

以上分析了三国时期的加官情况，总体看来，加官作为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官与职官制度密不可分。如魏国一方制度完善，疆域远远大于蜀国，所以它的官僚系统远较蜀国复杂，与此对应的加官也远较蜀国复杂，并形成自己的一些特色。吴国介于魏蜀二者之间。另外加官与兼官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兼官往往具有临时性，临时指派某人去兼任某职而完成某种使命，因此，兼任其他官职时的本官往往随意性要大一些，在兼官时，对于本官即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如《三国志》卷一三《王肃传》，“嘉平六年，持节兼太常，奉法驾。迎高贵乡公于元城。”王肃时任是光禄勋，又曾做过太常，由于熟悉宫廷重大礼仪，故而持节兼太常以迎接高贵乡公。而此事一结束，其“持节兼太常”之兼职大概也就自动停止。加官则明显不同，每一加官实际都有对应的本官，特别是侍中等要职作为加官时更是如此。而一旦加官，可能就要与本官始终相伴，直到给予新的加官，甚至可以同时加有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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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一书，书中列举了各个朝代的加官的实例。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

[②] 晋）陈寿撰，《三国志》，（刘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59年校点本。

[③] 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根据《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传附子恕传》及《续汉书·百官志五》刺史条刘昭注引晋武帝诏，可知州刺史、郡太守加军号和一将军领州刺史、郡太守等作法，是州郡领兵制的主要标志。既然如此，则何时出现刺史、太守加军号及以及将军兼领刺史、太守之事，就意味着州郡领兵制开始出现了。……这一切，都是在曹操逐步消灭了一些大的割据势力以后出现的情况，说明此时的州郡兵多

被分割于各地的将军之手，州刺史与郡太守无权统帅他们。为了使这些分割于诸将之手的地方军队直接统帅于州刺史与郡太守之手，间接受中央的节制，曹操便在消灭群雄的过程中逐步实行了给刺史、太守加军号或以将军领刺史、太守之职的制度。” （28－29页）大象出版社 1998年版。[④] 参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⑤] 王仲荦 《山昔华山馆丛稿续编》：“曹操刚接受刘琮投降，取得荆州不久，益州牧刘璋曾派遣使臣张松向曹操‘致敬’，……曹操的接见张松，大概在曹操攻下江陵之后、赤壁之战之前。当曹操到达江陵之际，西可以进规三峡，东可以席卷江东，但这时孙、刘联军已在组成，曹操劲敌当前，自然要集中全力击溃孙、刘，然后回师入蜀，进取刘璋。那是刘璋如果仿效刘琮束手投降，曹操就可以兵不血刃，拿下益州；如果那时刘璋再敢抵御，就也很容易地把他消灭。……曹操采取的政策和战略，是比较稳健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刘璋之所以后来没有跟曹操来往，曹操之所以不能进入巴蜀，并不决定于曹操对张松的接待不周到，而是决定于当时的情势。我们看到曹操在赤壁战败、江陵失守之后，随着就进兵关中，谋取汉中，可见他从来没有放弃进取巴蜀的念头，不过，客观的形势阻止他，使他无法实现而已。”（258页）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⑥] 据《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基传》：“大将军曹爽请为从事中郎，出为安丰太守。郡接吴寇，为政清严有威惠，明设防备，敌不敢犯。加讨寇将军。”史书未明言王基有军功，但他在担任太守期间，“明设防备，敌不敢犯”，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实际也与军事有关，因此被加了军号。王基第二次作地方官，出刺荆州时，则直接加军号。此处把加将军号分两种情况是大体上的划分。

[⑦] 王昶先任兖州刺史，明帝即位时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候的，这是新帝即位时普遍给予大臣的赏赐。

[⑧] 对此田余庆有周详论述：“……刘备入成都，对各类新旧人物‘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这是一次因政治形势变化而进行的人事安排。其中被安排的一类人物是‘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这说明他们，包括皇权在内，都是刘璋旧属集团中重要有代表性的人物，对他们安排得当与否，关系到蜀士的归心和蜀政的安定，刘备是不会等闲视之的。……”在该书中，田先生还论述了黄权降魏索隐。213页，《秦汉史探微》，田余庆着，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⑨]据《黄权传》“郡县风景附，权闭城坚守，须刘璋稽服，乃诣降。” “……南

军败绩，引退。而道隔绝，权不得还，故率将所领降于魏。”可见，尽管黄权降魏已是再次背叛故主，但都是在不得已情况下作出的，并不影响对他人格的评价。[⑩]据《黄权传》“（黄权）后领益州刺史，徙占河南。”“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权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

又见前揭田书，“至于黄权，他历来以守正不阿。恪遵臣道而或名誉，但并不具备为当局特别重视的从政条件。……”214页。

[12] 关于设置散骑常侍，据《晋书·职官志》：“……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三国会要》、《宋书·百官志》与此同。另据《魏书·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通鉴》记载与此相同。延康元年与黄初元年是同一年，据《通鉴》卷六九：“（延康元年）冬，十月，……禅位于魏。”曹魏随即改元延康为黄初。实际上所设散骑常侍等官也属“魏王”曹丕职官系统，而非汉官，这是曹丕受禅之前进行官职改革的举动，增设官职扩充王官系统，以为登基准备。

[13] 参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页140－14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

作者：董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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