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笔记中的那些离奇“痕迹”

　　犯罪现场勘查中，各类“痕迹”毫无疑问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们不仅显示了犯罪过程、还表明了作案工具，甚至直接暴露了罪犯特征，对警方侦破案件可以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在我国古代，虽然囿于科学不昌，对“痕迹”只有很表面很粗浅的认识，但是负责刑案调查的“提刑官”，还是能通过它们捉住凶犯的狐狸尾巴，从而绳之以法，也许正是因此，在古代笔记里，“痕迹”总是与犯罪或紧密联系，甚至让笔者形成了这样一种经验：只要一则笔记中提到痕迹，多半会跟随着一个案件——甚至是古怪离奇的诡案。

　　1 清风堂上的“尸迹”

　　旧日读过一则“细思恐极”的古代笔记，迄今印象颇深：元代学者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一书中，曾经记载过一则“清风堂尸迹”。

　　福州的郑丞相府里有一间“清风堂”，清风堂的石阶上依稀可见一具卧尸的痕迹，“天阴雨时，迹尤显”。据陶宗仪的考证，这一尸迹的成因还要追溯到南宋年间。所谓郑丞相府，是宋理宗时代的权臣郑性之的府邸。郑性之是朱熹的弟子，在理学上颇有造诣，可惜人品不佳。郑性之年轻时，家里很穷，“闽俗腊日祀灶”，他买不起祀灶用的东西，就跑到巷子口的屠夫家里借一块肉，刚好屠夫不在家，屠夫之妻好心眼，便借给了他。等到屠夫回来，听说了这件事，十分生气，冲进郑性之家里就把肉抢了回来。郑性之只好画了一匹马，题了一首诗“焚以送灶”，诗曰：“一匹乌骓一只鞭，送君骑去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

　　宋宁宗嘉定元年，郑性之考取进士第一，自此官运亨通，自然要回家炫耀一番，“昼锦归第，气势烜赫”，谁知那个屠夫不买账，斜着眼轻蔑地说：“哟，借肉的郑秀才回来了！”郑性之听了勃然大怒，居然让手下将屠夫抓起来，“数其罪，缚杀之”。

　　实在是不能理解，就因为当年讨还了一块肉，以及没有好好配合夸官大戏，郑性之就要置屠夫于死地，还能数出人家的“罪”来……这理学大概是学到狗肚子里去了，但这号人偏偏就能得势，在宋理宗年间一直当到副丞相，并在豪奢的官邸内修建了清风堂——不过，这豪宅的来路不正，“侵渔百姓，至夺其屋庐以广居宅”，连宅基地都是抢来的。有些失去土地的老百姓上门讲理，哪能讲得过理学名臣，“有被逼抑者，遂自杀于此”，在清风堂的台阶上留下了抹不掉的尸迹。

　　还有一种尸迹，说来更加凄恻，宋高宗建炎四年的五月，御营前军将杨勍发动叛乱，乱军路过小常村，见一妇人年轻貌美，便将她劫掠到军营里，想之，“妇人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横尸道傍”。等乱军退去，村民们为这妇人收尸，“其尸枕籍处痕迹隐然不灭”。尤其令人奇怪的是，这尸迹碰上下雨就自动泛干，遇到晴天就发湿，总之无时不刻地显露出一个宛如人影般的痕迹，“往来者莫不嗟异”。有些人觉得尸迹不祥，或者想用铲子铲去，或者想用土埋掉，却统统无用，“而其迹愈明”。

　　在陶宗仪看来，清风堂尸迹和小常村尸迹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是“英烈之气不泯如此”，而前者是“冤抑之志不得伸”，但二者也有相同之处，都是“幽愤所积结致”。

　　2 乞丐脸上的“掌迹”

　　与尸迹的可悲可悯相比，有一种“掌迹”却显得可笑，清代笔记《小豆棚》写湖州有一乞丐，“形躯长大而凶恶，面颊上天生一手掌痕”。有知情者说，这乞丐姓聂，其父原来是刑曹员外，曾经因为家里的仆人犯了过失，狠狠一巴掌扇过去，仆人倒地时脑袋撞在硬物上死了。后来这员外的老婆生孩子时，见仆人的鬼魂飘进门来，“妻即生一子，掌痕宛然在面”，而这孩子长大后，“日以杀父为事”，不久，聂员外愁病而死，儿子也倾家荡产做了乞丐……这则笔记讲的是因果报应，细想也有可笑之处，那个被掌掴而死的奴仆，转世报仇的方式却是败家为丐，颇为命苦。

　　同样是报仇，宋代笔记《墨庄漫录》中的一则故事则比较“正路”。崔公度被朝廷任命为宣州太守，坐船赴任，夜晚忽然见到江上有一舟，“相随而行，寂然无声”。崔公度一开始没当回事，等自己坐的船进了港口，发现那艘一直跟在自己后面的小舟，也“得港而泊”。崔公度怕是水贼欲行抢掠，赶紧派人查看，发现竟是一条空船，而船上有血痕。经过仔细的搜索，发现船的尾部绑着“皂绛一条”，里面包着一纸文字，呈交崔公度查看，“乃雇舟契也”，上面写着船家的姓名、雇主的姓名，雇船的时间和地点以及费用。崔公度立刻派巡尉展开缉捕，“尽获其人”。原来是船主看见雇船的商人带了不少金银财宝，所以半路杀之，抛尸江中，“取其物而弃其舟”，谁知那条空船和船上的血痕，还是让他没有逃脱法律的惩罚。

　　一条发生过命案的空舟，竟然一路跟随太守的行船，并引起注意，终于将凶犯明正典刑，这到底是水流的自然驱动，还是冥冥之中的冤魂的推动，无人可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不信天理循环、因果报应的社会，更让人没有安全感，所以古人宁愿把一些纯属巧合寄托鬼神，以求在心理上对恶人“施压”。

　　清代学者范兴荣在笔记《啖影集》中讲过他的家乡发生过的一件诡案：“予乡凤鸣山关帝庙，铜铸单刀赴会像，赫声濯灵，感应如响”。嘉庆三年闹起了大饥荒，一些亡命之徒就打起了抢劫杀人的主意，有个叫刘小黑的素以穷凶极恶而在当地知名，他觉得既然要做匪，就得有个好兵器，临时打造怕来不及，便想起了关帝庙里的那柄铜铸青龙偃月刀，于是深更半夜摸进关帝庙，把大刀从“关公”手里取了出来，扛在肩上，谁知刚刚走出庙门，不知怎么的右腕突然被斩断！疼得他一声惨叫，“掷刀于阶，血流不已”。庙里的和尚们闻声出来，一边给刘小黑包扎一边问发生了什么事？刘小黑说，他刚刚走出庙门，就听见身后有人大喝，回头一看，竟是周仓赶到，“夺刀劈落手腕”……刘小黑伤得太重，“数日旋毙”，而刀上的斑斑血痕，向往来的香客佐证着那一晚的神迹。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刘小黑偷刀时被众僧发现，打斗中他的手腕被砍断，和尚们一琢磨，反正这贼也活不成了，不如编造一个周仓显灵护大刀的故事，一来让更多信奉关二爷的人来庙里祭拜，多收几个香火钱，二来也杜绝了乱世中其他匪人入寺抢劫的念想，于是才在铜铸单刀的刀刃上涂抹了鸡血……

　　3 状如妇婴的“血迹”

　　明代公安派散文家江盈科在《雪涛阁集》里写过一个发生在万历三年的和血迹有关的大案。

　　常德有两个书生，一个名叫王嘉宾，另一个名叫杨应龙，欠了一位叫邹文鉴的书生三百两银子，怎么都还不上，就约邹文鉴一起去郊外旅游，到了僻静无人的旷野，突下杀手，用石头猛砸他的头颅，邹文鉴在搏斗中差点把王嘉宾的两根手指咬断，鲜血溅了王嘉宾一身，“腰以下如雨痕”。等杀死邹文鉴之后，两个凶手弃尸荒野，回家去了。

　　邹文鉴的尸体被发现后，常德知府叶应春、同知王用汲下令缉捕凶手，但没有丝毫发现。不久的一天，王嘉宾到王用汲那里请求免除一项劳役，王用汲不允，王嘉宾竟“辄从公手中夺笔”，想把自己的名字从劳役的名单上抹去，这时，细心的王用汲突然“视其二指皆啮几断”，正好一阵风吹起王嘉宾的外衣，里面的衣衫虽然洗过，但“血痕点点然碧”，王用汲想起此人与邹文鉴一向有来往，顿时起了疑心，问道：“你的手指是被谁咬断的？衣服上的血又是谁的？”王嘉宾仓促之下，连忙遮掩道：“说来惭愧，这是我跟夫人打架时被她咬的，血喷溅出来染了许多在衣服上。”王用汲点点头，请他去别馆等候。

　　稳住王嘉宾后，王用汲马上派人去他家里，找到其妻说：“你丈夫去衙门把你告了，说你咬断他的手指。”其妻大声，说是某一天王嘉宾、杨应龙和邹文鉴在城东一个娼妓家吃酒，喝多了撕掳起来，那娼妓咬了王嘉宾一口。王用汲算了一下日子，恰是邹文鉴遇害的那天，便将那娼妓捉了来，娼妓供述，那天三位书生确实来自己家吃酒，但席间并无打斗，更不存在自己咬王嘉宾的情况，三个人酒足饭饱后离开，直到暮色降临时，才见王嘉宾和杨应龙两个人回来，王嘉宾的手指用布包扎着，衣服的下摆都是血，但问他是怎么弄的，他却不说……

　　王用汲一下子就明白了，迅速逮捕了杨应龙，对他和王嘉宾展开突审，二人很快就承认了罪行。

　　邹文鉴之血“点点然碧”，很容易让人想起“苌弘化碧”的典故。明代笔记《五杂组》中说：“晋司马睿斩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齐杀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灭，此冤气也，苌弘血化为碧，亦是类耳。相传清风岭及永新城妇人血痕，至今犹存。”清风岭的典故是指死于至元十四年的王氏，她被元兵劫掠后，不甘被污，趁着看守不注意，咬指出血，题诗山石以表贞节，然后跳崖自杀；永新城妇人之事载于《宋稗类钞》，还是至元十四年，元兵攻破吉州，要奸污一个姓赵的女人，那女子性情刚烈，奋起反抗，结果她和她的孩子都被杀害，“血渍于殿两楹之间，入砖为妇人与婴儿状，久而宛然如新，磨以沙石不灭”。

　　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一共用了三十一年，以至于他被称为“至元大帝”，不知道这位在影视、小说中因盖世武功被不断神话的“大帝”，可否知道，就在他穷兵黩武的年代，有多少妇孺惨死在元军的屠刀之下……当然这些“小事”往往为正史所忽略，即便是写入笔记，也多半供后人猎奇之阅，那些沙石抹不掉、泥土埋不掉的尸迹，随着时间的流逝，终有一天会被人们忘掉，甚或故意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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