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颠沛流离，这些国宝级艺术品是如何被“抢救”回来的

　　作者：陈俊珺

　　《伯远帖》《中秋帖》《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国宝级艺术品，都曾经颠沛流离，差一点流失海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顺利回归了祖国的怀抱。这些国宝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二希帖”差一点被拍卖至海外

　　《伯远帖》　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珣书写的一封信，行书，共5行47字。《伯远帖》上有宋徽宗赵佶的御题和收藏印，北宋时由宫廷收藏。辗转六百多年后，清代乾隆皇帝得到《伯远帖》，又得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乾隆皇帝认为这三件是稀有之物，将它们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名其收藏之室为“三希堂”。《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与《中秋帖》并称为“三希帖”。

　　辛亥革命后，“三希帖”中除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仍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之外，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流出了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郭世五所收藏。郭世五死后其子郭昭俊因经济困窘，将“二希”带到香港，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着其贷款即将到期，如果无钱赎回，则此稀世之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由于当时不少外国机构与藏家对之分外觊觎，若“二希”一旦被银行拍卖，则国宝将很可能流到域外。

　　1951年9月，时任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奉周恩来总理之命，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离京出访印度、缅甸。在途经香港短暂逗留时，得知流失的国宝“二希”在香港可能被外国买去的消息，紧急向中央报告。郑振铎叮嘱香港著名的鉴藏家徐伯郊，想办法稳住郭氏，以待内地汇款抢救。徐伯郊马上找到郭昭俊，向其申明了大义。紧接着，徐伯郊又利用自己在香港银行界的众多关系，疏通了那家英国银行，答应郭昭俊的贷款由他负责偿还，并由自己出面担保，将郭抵押在那家银行的“二希”取了出来，然后同郭昭俊一起带着“二希”，按上级安排离港去了澳门。

　　11月5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给马叙伦（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人写信，指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中秋帖》与《伯远帖》的成功回购成为了建国初期回购珍贵文物的一件大事，被传为美谈。

　　“玩”巧购回《五牛图》

　　《五牛图》号称“镇国之宝”，是唐代画家韩滉唯一的传世名作。《五牛图》一经问世便成为收藏的热点。北宋时，它曾被收入内府，宋徽宗题词签字。元灭宋后，大书画家赵孟頫得到了这幅名画，如获至宝，留下了“神气磊落、希世明笔”的题跋。清代，《五牛图》被征召入宫，乾隆皇帝非常喜爱。

　　清朝末年，《五牛图》被转到瀛台保存。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件稀世珍宝从此落入外国人手中，命运变得颠沛流离。

　　1950年初的一天，周恩来总理收到一位香港爱国人士的来信。信上说：当年这幅被八国联军劫走的《五牛图》，近日要在香港被拍卖，他本想购买下来使之重回祖国，但是画的主人要价10万港元，他个人无力购买，于是写信给总理，希望政府能够出资收回。

　　当天晚上，周恩来就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发出紧急电报。香港分社秘书黄作财收到这封电报，马上向他的哥哥、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汇报。当时，拿在黄作财手上的这封电报，只有八个字：不惜代价，抢救国宝。

　　可10万港币不是一个小数目，尤其是在当时的香港。这时，黄作财兄弟又接到中央电报。报文上说，如果这幅画是真迹，马上可以去中国银行提款！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想得到这幅画，还成立了抢救小组，甚至连把国宝运回去的轮船都准备好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黄作梅了。原来，自从兄弟俩频繁出入拍卖行之后，他们就发现自己身后常有国民党特务跟踪。可时间一天天过去，哥哥始终没有音讯，眼看拍卖时间已到，弟弟黄作财提着巨款来到拍卖公司。谁知，这时拍卖公司却突然宣布《五牛图》撤拍。黄作财非常沮丧，可当他回到办公室之后，却发现哥哥回来了，而且就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欣赏着这幅《五牛图》。

　　原来，黄作梅发现自己被跟踪后，就主动玩了个“闹”的把戏。俩人一明一暗，弟弟在明，和拍卖公司打交道，吸引大家的注意。而哥哥在私下里，不停地做一位香港实业家吴蘅孙的工作。吴蘅孙就是这次拍卖的委托方，他从国外购得《五牛图》，但由于企业破产只能拍卖宝物。

　　更富戏剧性的是，打算拍卖的《五牛图》底价是10万港币，可黄作梅和吴蘅孙联系上之后，吴蘅孙愿意以6万港币卖出。黄作梅兄弟就这样以没有预想到的低价抢回了宝物。当晚，《五牛图》就经由广州运回了北京，如今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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