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朱元璋时代江湖寂寞？

武侠小说最适合发生在哪个朝代？应该是各种矛盾激化最为激烈的年代。皇帝、忠臣、奸臣、宦官、百姓、民间组织、帮派……显然明朝是最合适的。

但令人大感意外的是，金庸十五部武侠小说，除了架空历史背景的《连城诀》、《侠客行》、《笑傲江湖》、《白马啸西风》我们这里略过不谈，《越女剑》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末年，《天龙八部》发生在北宋后期，《射雕英雄传》发生在南宋宁宗朝，《神雕侠侣》发生在理宗朝，《倚天屠龙记》从南宋末年写到元朝末年，嘎然止于朱元璋建立大明前夕；

《鹿鼎记》、《鸳鸯刀》、《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的故事背景均为清朝，明确以明代为背景的，只有的一部《碧血剑》，但那也是明王朝快灭亡的时候了。

金庸为什么不写明朝前期、特别是朱元璋时代的江湖与武林？这或许跟金庸个人的好恶有关，但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会发现朱元璋时代的江湖——如果那时尚有江湖的话——是多么的寂寞，波澜不兴，根本不适合江湖侠客与绿林好汉生存。

我们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其实未必。江湖的形成，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流动性。江湖永远是流动不居的，所以江湖中人才将他们的生活方式叫做“走江湖”、“闯荡江湖”。热爱冒险的游侠、出没不定的盗贼、繁华的市井、过往的商旅、押送货物的保镖、暂时歇脚的客栈、游戏人间的浪子、漂泊的剑客、游方僧人、游手好闲的城市闲汉，等等，构成了永远也平静不下来的江湖。没有流动的江湖客，便不会有江湖。

但江湖社会的这一特征，是朱元璋无法容忍的，他建立明王朝之后，马上就社会的流动性，以举国之力建设静止、安宁、井然的社会秩序。朱元璋相信，“上古好闲无功，造祸害民者少。为何？盖九州之田皆系于官，法井以给民。民既验丁以授田，农无旷夫矣，所以造食者多，闲食者少。”他的全部努力，就是要恢复这个他想象中的“上古”秩序。

为此，朱元璋全盘接过元朝的“诸色户计”衣钵，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分工，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民户务农，并向国家纳农业税、服徭役；军户的义务是服兵役；匠户则必须为宫廷、官府及官营手工业服劳役。各色户籍世袭职业，农民的子弟世代务农，工匠的子孙世代做工，军户的子孙世代从军，“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

朱元璋又要求，士农工商“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农民必须老老实实呆在农田上，不可脱离原籍地与农业生产，想弃农从商？那是绝对要禁止的；“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他们平日里，每一天的活动范围，都必须控制在一里之内，“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就算碰上饥荒，逃荒外出，地方政府也有责任将他们遣送回原籍；从事医卜之人，也“不得远游，凡出入作息，乡邻必互知之”。

居民如果确实有出远门的必要，比如外出经商，必须先向官府申请通行证，当时叫做“路引”、“文引”。法律是这么规定的：“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者即验文引。凡军民无文引及内官内使来历不明，有藏匿寺观者必须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凡离乡百里，就需要向申请通行证，经官府批准之后方许启程。

如果居民不带“路引”、擅自出远门呢？后果很严重，被官方发现、抓获的话，轻则打板子，重则处死。洪武六年六月，常州府有一个居民，因为“祖母病笃，远出求医急”，来不及申办“路引”，结果途中被“吕城巡检司盘获”，“送法司论罪”。朱元璋得报，说：“此人情可矜，勿罪释之。”感谢皇上开恩。

还是洪武年间，朝廷“燕脂河，大起工役”，这个工程，累死了很多人，好不容易挨到工程完工，有一个工人却绝望地发现，他的“路引”不小心弄丢了，“分该死，莫为谋”。只好等死。幸亏督工百户可怜他，跟他说：“主上神圣，吾当引汝面奏，脱有生理。”替他求情，朱元璋说：“既失去，罢。”再次感谢朱皇帝开恩。但是，如果皇帝未开恩，恐怕那名工人就要被处死了。

除了外出之人必须携带“路引”，邻里也必须掌握出远门者的日程，他们何日离家，出外干什么活，按计划何日归来，都要心中有数，如果发现有人日久未归，需要向官府报告。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的一则榜文这么规定：“今后里甲、邻人、老人所管人户，务要见丁着业，互相觉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干何事务。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邻人不行赴官首告者，一体迁发充军。”

农村中，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人，成了朱元璋严厉打击的对象。他亲订《大诰》，告知天下万民：“此诰一出，所在有司、邻人、里甲，有不务生理者，告诫训诲，作急各著生理。除官役占有名外，余有不生理者，里甲邻人著限游食者父母、兄弟、妻子等。一月之间，仍前不务生理，四邻里甲拿赴有司。有司不理，送赴京来，以除当所当方之民患。”

如果邻里对游食之人坐视不理呢？朱元璋说：“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者，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民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好可怕！

城市中的游手也受到朱元璋的残酷。他在南京修建了一座“逍遥楼”，“见人博奕者、养禽鸟者、游手游食者，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又下令：“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作卖买的，发边远充军。”蹴圆，即踢球。军人学踢球，竟然要斫掉双脚。

经过朱元璋苦心孤诣的努力，社会的流动性被成功地限制在最低程度，明初果然是一派宁静、死气沉沉，“乡社村保中无酒肆，亦无游民”。明末历史学家谈迁回忆说，“闻国初严驭，夜无群饮，村无宵行，凡饮会口语细故，辄流戍，即吾邑充伍四方，至六千余人，诚使人凛凛，言之至今心悸也。”

如此井然有序的中世纪社会，还有哪一个人敢出去“闯荡江湖”？此时就算还有一个“江湖”存在，也该是多么的寂寥、平静！

直到明代中后期，随着“诸色户计”制度的松懈，“洪武型体制”的逐渐解体，海外白银的流入，商品经济的兴起，“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社会才恢复了两宋时期的开放性、流动性及近代化色彩，江湖才重新活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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