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中西关系史：对新旧史料的一个概观

从汉朝到唐朝，是中国与西方各国交往的最盛时期。在此期间，中国接受了许多西方文明要素，大到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思想，小到音乐舞蹈、穿戴服用，它们在许多层面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也向西方世界提供了丝绸、纸张及其制作技术等等，为西方各国物质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因此，汉唐中西关系史是一个涉及中西史学两方面的重要课题，相对于中国断代史和某些专题史来讲，它的研究难度较大，其中，史料的零散是阻碍研究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1930年，张星�R先生编纂《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计六卷，把传世的中国史籍和部分外国史籍中的有关记载辑录出来，并加以注释和考证，成为迄今为止这一领域最为丰富的史料合集[1]。周一良先生在《〈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序》中对此书给予很高评价：“我国学者中，筚路蓝缕开创中西关系史（不包括近代外交史）研究者当推张星�R先生。张先生创始于20年代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煌煌六卷巨著，参考西贤成果，辅以新知，举凡交通路线、人物往来、物产传播等等，无不囊括。虽名为交通，实即文化交流之内容。”[2]我非常赞同周先生的话，虽然今天许多人在其论著中常常不提张先生的书，但我相信，这些研究著作必然是以张先生的大著作为起点的。
　　然而，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陆续公布了大批新的文献材料，如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也新发现了许多石刻类史料，同时，上世纪初出土的大批迁居中国的胡人留下的胡语文献，如粟特文、中古波斯文、梵文、文文书和典籍，陆续翻译成现代东西方文字，此外还有日新月异的考古文物资料在不断出土，不断刊布。这些材料更加分散，研究的难度也更大。但是，“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这是陈寅恪先生号召大家利用敦煌发现的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的名言，发表的时间也正好是在张星�R《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的同一年[3]。新史料对于汉唐中西关系史来讲，意义更加突出，新材料不仅可以补写历史，而且能够提出新问题，使研究者开拓出更多新的领域。多年来，许多研究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发掘、整理出了丰富多彩的中西关系史料，使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汉唐中西关系史，已经远远地超过了1930年时所知道的状况。
　　尽管我们对新史料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积累及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是零散地，陆续不断地刊布出来的。而且，有关汉唐中西关系史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学术领域（如敦煌学）来说比较薄弱，迄今为止也没有一本可以依赖的“汉唐中西关系史论著目录”，来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先行研究的指南，使得不少研究成果不够充实，顾此失彼，甚至重复劳动。虽然有些新材料在发现当初引起很大的轰动，但事过境迁，有些慢慢地被人们遗忘。有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在专业领域里受到很高的评价，但却很少转化成史学界，甚至中外关系史学界的通识，因此在中国通史或中外关系史的通论性著作中，往往总是老调重弹，而没能把这些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
　　在告别二十世纪，跨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有关汉唐中西关系史的新史料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做出总结。在此，我仅就有关新史料做一些概要的介绍。所谓“新史料”，我这里说的主要就是张星�R《汇编》未收的史料，我曾编过一个《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引用书目，我把它作为一个判断新史料的参照。
　　新史料主要来自出土文献，以下分别加以论述，间或提到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但本文不是对这些成果的全面总结，文中仅就各类资料的研究前景提出一些展望。

　　1．简牍帛书

　　近年来，新疆、甘肃的汉晋时期的遗址和长江中下游沿线的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简牍和帛书材料，如尼雅出土的汉文和�衣�文文书、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江苏等地出土的秦汉简帛、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等等，都多少不等地包含了一些珍贵的中外关系史料。有些材料还在继续整理当中，有的则已经陆续发表。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悬泉汉简中的西域史料，大大丰富了前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悬泉的发掘简报已经发表[4]，但全部简牍的图版和释文尚未刊布。胡平生、张德芳编著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一书，发表了部分重要的有关汉朝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史料[5]。何双全、张德芳、王子今、殷晴等先生已经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做过探讨[6]。最近，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又利用悬泉汉简贡献给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7。相信随着这批汉简的全面公布，将会引起更多的讨论和更新的研究结果。
　　继上个世纪初楼兰、尼雅发现�衣�文资料之后，近年中日尼雅考古队发现的�衣�文简牍数量不少，《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一、二卷（1996、1999年）中有莲池利隆和林梅村分别做的部分文书释文，但全部文献目前还没有系统地整理出版，我们期望其中会有不少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材料。尼雅新发现的汉文简牍不多，但1930—1931年斯坦因在尼雅发现而没有带走的汉文木简，最近在英国图书馆找到了它们的照片8。林梅村先生发表《尼雅汉简中有关西汉与大月氏关系的重要史料》，揭示了其中保留的一些重要史事9。
　　江淮地区近年来发现了大量的简帛资料，其中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材料不多，但有些零散资料对于理解早期中国与南海的交通，颇有帮助，如饶宗颐先生最近揭示的王家台秦简《归藏》所提到的“周穆王卜出师而枚占”，尹湾汉墓简牍中的“象林候长”，均值得重视10。数量更多的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因为主体部分尚未发表，因此还不清楚到底能够提供给我们研究中西关系史多少有用的新资料。
　　简帛材料十分难得，总体来讲数量不多，但价值很大。目前，简帛研究，蔚为大观，我们应当从纷纭复杂的研究文献里，辑录有关中西关系的史料，在文字专家解读的基础上，加以历史学的研究。在这方面，还应留意流散海外的汉晋简牍的收集和整理，因为有不少资料尚无清晰的图版发表。

　　2．敦煌吐鲁番文书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包含着大量的新史料，但由于大部分有价值的文书在20世纪初就流散国外，给全面利用这批文书资料造成极大困难。由于各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一些重要的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已经整理出版，如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沙州图经》、三种摩尼教残经、两种景教文献和敦煌文书《唐天宝十载敦煌县差科簿》，早已是中外关系史学界经常引用的资料。吐鲁番、库车、焉耆发现的梵文、吐火罗文佛典和伊朗语、语摩尼教残卷，也是西方学者迄今为止热衷的研究课题。近二十年来，由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学者有机会到海外调查，而通过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首的几家出版社的努力，近90%的海外所藏敦煌文书资料已经用清晰的图版印成大型图录11，极大地便于我们的全面整理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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