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甲骨文了解商代习俗文化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是历史最长的象形文字。它来源于商代的甲骨文。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它多发现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小屯一带，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大约4500多个单字，而如今可识者只有1/3。它的基本词汇，基本语法和字形结构，奠定了中国汉字延用至今的基础。

　　甲骨文是商朝王室用于占卜记事刻写于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当时商王室的占卜师是用龟甲和兽骨作为占卜的材料，在占卜时，在加工过的甲骨片反面钻出凹槽，用火灼烧，然后根据出现的裂纹来判断吉凶，并把需要祈求的事情与结果刻在卜骨上。叫作卜辞。卜辞的内容包括了商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关于时日、吉凶、祭祀、征伐、狩猎、年成、以及天气、出行、生育、疾病等等。

　　三千多年前，古老的黄河中下游河流纵横，森林沼泽密布，气候温润，许多野兽、飞禽、鱼类栖息于此，史记中谈到殷商之地有：“麋鹿在牧，飞鸿满野”之记载。从对甲骨文动物名称的检索中，我们可以见到商代栖息在中原森林、沼泽、草地中的动物类别。已经识别出的动物名称有70多字，代表了30多种动物。例如哺乳类陆地动物：象、虎、鹿、麋、兕、狼、狈、狐、兔、猴、獾、兽等，水陆两栖或水生动物如蛇、龟、鱼、鼋、黾、虫等，飞禽类雀、鸡、雉、燕、鸟、鹬等家养和驯化的动物牛、马、羊、豕、犬等，以及经过神化的动物龙、凤等。有学者对殷墟出土的动物群二十多种进行分析，发现野牛、猪、麇鹿的骨骼占有80%以上，这种动物适应生长在平坦的沼泽区和湿润的森林植被较好的环境中，这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原的环境特征。

　　在甲骨卜辞中，记载与动物相关的社会活动多见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田猎

　　商代田猎是商王室的一项重大活动，主要田猎区域在河南西北部和山西南部，多数田猎活动与商王和贵族的游乐观、土地的开发、除禽兽之害和军事演习有关。

　　武丁时的一条卜辞问出猎的吉凶，其意是：“第二天是癸卯日，用焚烧树林的方法能擒获野兽吗？癸卯这天用焚烧的方法果然得获兕牛十一头、野猪十五头、獐二十一头。”

　　武丁时的另一条卜辞为：“史官毂问道：商王在gui地打猎，是否擒获野兽？这天去打猎，果然获一头虎、四十头鹿、一百六十四头狐，五十九头小鹿。”

　　象,大象是商代人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不仅许多象牙雕刻的工艺品，而且在商代青铜器和玉器纹饰中也多有表现。在商代都城的王陵区考古中，不只一次的发现当时人们用大象或幼象做祭牲的祭祀坑。在古书《吕氏春秋、古乐篇》中也有‘殷人服象’的记载。在甲骨卜辞中，有这样的问讯：“今天晚上有雨，能擒获大象吗？”另一辞说：“殷王田狩于chu地，获大象二匹。”类似这种猎象内容的甲骨卜辞有很多，说明商代的野生大象和其它动物一样，是商王狩猎的主要对象。正因为河南是当时大象的主要栖息地，河南又一名称为“豫”，豫字就是殷人服象的图形再现。

　　虎，在甲骨卜辞中保持着最原始的图形。有突出的牙和爪表现。这种凶猛的动物是较难擒获的，因此卜辞中提到的大型围猎活动中，虎经常只获到一或二只。

　　兕，这是一种曾经生存在黄河流域的野生大青牛，另一种说法是犀牛，因为在殷墟遗址中，发现过犀牛的骨骼，但大量是野牛之骨。武丁时期卜辞有一条记载：癸卯这天用焚烧的办法获到了兕十一头，野猪十五头，獐二十一头。

　　鹿，是商王狩猎中猎获最多的一种动物，在甲骨卜辞中多次记载获鹿百头以上的田猎活动，而最多的一次竟达三百九十多头。

 　　在甲骨卜辞中，类似这种擒获各种动物的内容很多，一些文字直接显示出捕获动物的方法如火烧、陷井、射猎、追逐围猎、设网等分别在动物下加“火”“井”“足”“网”等等，　如：来表现。

　　在渔猎方面，甲骨文字中的(水中之鱼)、(钓鱼)、(抓鱼)、(网鱼)、表明了捕鱼的种种方式。

　　二、驯养与畜牧

　　早在史前原始社会，人们已经将驯养动物看作个人或家族财富的组成部分。在墓穴中随葬猪头、獐牙等动物骨骼以表示自己的显赫地位。在商代，动物的驯养与畜牧已经是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支柱，获取财富的方式。以此用来耕作生产、狩猎、征战和役使，更是食用肉类的主要来源。中国传统的饲养动物——“六畜”即马羊牛鸡犬猪的名称，在甲骨文字中都存在。在《世本》这部史书上有“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的记载，意思是相土和王亥这两个商王率先掌握了乘马服牛的技术。人们对动物畜养的传统如此之久。商王室已经有了专门的畜牧管理机构和官吏，主管养马的称“马正”“马小臣”，主管养牛称“牛正”“牛臣”，主管养犬称“犬侯”“多犬”等，主管放牧的称“亚牧”、“牧正”。并在王畿和诸侯国内设有专门的牧场。也是商王频繁活动的地方。商王掌握着牧场的情况，而牧场管理者则要定期向王室报告情况、贡献牲畜。

　　商代饲养动物的方式是放牧与圈养并存。在甲骨文中，“家”字是由建筑的屋顶下加“豕”构成。说明了家庭的构成与饲养的动物有密切的关系。圈牛于“”，圈马于“”，圈羊于“”，牧字“”从人从牛或羊，象人持鞭赶牲畜状等，甲骨文字中还有许多有关人们对动物的饲养保护、体态观察、疾病处理的字。

　　卜辞中有“王畜马在兹”，意思就是商王在这个马厩中养马。

　　在商代遗址的殉葬和祭祀动物骨骼中，大多数是牲畜的骨骼，特别是牛、猪、犬，在郑州商城东北一条探沟中，就出现了八个葬狗坑，共用狗90多只，最多的一坑葬狗23只。在安阳大司空村发现的制骨作坊的大量骨料中，多数是牲畜的骨头。

　　除了六畜以外，商代驯养还有鹿、兔、禽类等，而1978年出土于安阳武官村的象，脖子上带着铜铃，说明这是一头被驯化的大象。

　　三、牲祭

　　商代以神道设教，上天神祗与祖先是一切权利的主宰。人们通过举行祭祀和献上的，以取悦神灵，达到避除灾难，收获幸福、取得丰收、赢得战争胜利等多种目的。在殷墟考古中，发现了许多在举行宗教礼仪时埋葬大量动物骨骼的献祭坑，其中的动物多有牛、马、猪、羊、鸡、犬等，有时一次献祭的动物数量多达千头，几乎每天都有用牲畜祭祀的事情。卜辞中记载不同祭礼以不同动物组合作为祭品的内容很多。其中最多的是一次以千人千牛作祭品。胡厚宣先生在对商代卜辞考察中发现，在祭祀中用了1000头牛以及300、400、500头牛的各一次，而用去100头牛的祭礼有10次。

　　用马作为祭牲和殉葬在商代十分常见。发现许多专门殉马的马坑中，马匹的数量多少不等。多则三十多匹。在商代贵族大墓都有殉马或马车，并有牧马和驾车的驭手，这种习俗成为商周时期贵族大墓随葬车马坑的惯例。

　　商代墓葬的另一典型埋葬方式，就是在墓穴正中的主棺下，有一葬狗的坑，称为“腰坑”。这是一种商代人以狗为宠物和通灵之物的文化现象。也是判断是否为商代墓葬的标准。 

 　　众多动物共存的自然环境，使得商代人将动物看作是神灵与人沟通的媒介。在商代遗留的精美文物中，无论是礼仪用具的青铜器、佩带、装饰用的玉器、骨器石器等都装饰着不同种类的动物纹饰，无论是抽象的、图案化的，或是写实的，或肖生的，都将动物强盛的生命力和超自然的能力作为一种崇拜的描写对象。在商代青铜纹饰中，形象神秘可怖的兽面纹(也叫饕餮纹)，是一种虎、牛、熊、蛇、猛禽等凶猛食肉动物的集合体。它表现了商代人对动物的敬畏。而代表黑夜和死亡的鸱?(猫头鹰)则是战争的代表。蛇、龟类水陆两栖动物则是一种预知

　　过去未来的灵物。在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出土了大批与动物有关的文物，仅玉器中玉雕动物就多达27种。其中多数都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名称。

　　商代甲骨文中有关动物的汉字，说明了商代人与自然密切的关系。我们从甲骨文中，不仅可以考察到当时生存在这个环境中动物的类别，而且还可以了解到商代社会的各项活动，特别是田猎、农业与畜牧业、手工艺、宗教仪式等，都以动物群体的生存和利用为社会支柱。在商代人心中，动物是图腾、是祖先、是天帝使者、是人类伴侣，是残害人类的恶魔、还是人类征服的对象。善与恶的不同角色，使得动物成为商代文化表现的主要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