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下)

胡适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我们的观察，恰恰和他们相反。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与中西文化》，137页。)半个世纪后来看这一桩公案，当时究竟是西化的东西太多还是中国历史的积垢太厚，似乎不必多费唇舌了。公正之士大概都会承认，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如果多一点民主自由，多吸收一点西方的科学文化，让民国名符其实，中国历史进程也许不会如许崎岖。胡适对固有权威及旧秩序的批评无异苦口良药。

再看看胡适对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具体主张，事情就更加清楚了。他说：“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次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躬□疚坏奈是毫无可疑的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扬光大的。”（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与中西文化》，137页。)

在自由交流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保存和发展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这是符合文化发展内在趋势的方针，也是一切奋发有为的国家和民族对待本土和外来文化的明智选择。这不是胡适的发明，可贵之处在他不因当道的脸色不同而有所移易。声色俱厉地谴责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误国误民，在熟悉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全貌的人听来，恐怕只能感到文不对题。

还应指出，胡适的上述态度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进入思想的成熟期以后，把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结合起来便成了他一贯追求的目标。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写道：“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个大问题的解决，就我们所能看到的，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胡适：《先秦名学史》，8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他后来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活动，很大程度就是实践这个指导思想的尝试。

“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献疑

同新文化运动的其他领袖一样，胡适曾经是冲击中国旧文化的猛士。思想文化应该与社会发展同步，不断推陈出新。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思想文化的革新是无可避免的。文化停滞不过是社会发展迟滞的表征。人们难于想像，如果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匍伏在孔孟脚下，沉溺于汉宋之学，我们的国家会是什么局面！以19世纪“冲决思想罗网”的呐喊为先声的新文化运动，实质是扫清前进中的障碍的必要环节。

可是，决不能把这类文化革新活动等同于所谓“全盘性反传统”。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是简单地抛弃原有文化，而是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优秀成分。与有些论者曾时兴指责胡适“复古”相反，林教授断言胡适的罪过在于“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真相究竟如何呢？

胡适曾以“整理国故”相号召。他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选》，66页。)凡有文化发展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国家的思想文化遗产，如果不以科学文化现有成就为工具加以整理、诠释，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些遗产，利用和继承更无从着手。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蕴含着大量珍珠，但也溅满专制主义和愚昧落后的污垢。胡适所谓“整理国故”无非是运用现代思想和现代科学方法对这些遗产进行一番诠释和筛选。整理出来的各项成果，人们必然见仁见智，这是学术工作中的正常现象。但这番整理功夫却是令传统文化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必不可少的工序。如果我们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考察一下他“整理国故”的成果，其意义就不难理解了。

胡适是著作等身的学者。其学术著作大部分是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的，涉及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宗教史、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学史、历史地理、目录学与版本学等众多学科。其数量之多，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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