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现代发展

90年代，美国经济学教授芭芭拉・沃德和微生物学教授勒内・杜博斯合着了一部警世之书，书名叫“ONLY ONE EARTH―――只有一个地球”！两位作者集成了上百位相关领域的专家的思想，怀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警示世人：在茫茫宇宙之中，星球无数，却只有一个星球来让长有四肢，用肺呼吸，用大脑思考，用嘴表达意愿的高等动物生存，如果人类自毁家园，明天我们将无处容身。

今天，“只有一个地球”的观念已经逐步为世人所接受，每年的6月5日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环境日，1999年已是第27个世界环境日，其主题是“拯救地球，就是拯救人类的未来”。 有资料表明：目前全球人口正以每年9000多万人的幅度增长，世界人口1999年达到60亿，到下个世界中期将达100亿。全球已有30%的土地因人类的活动遭致退化，每年流失土壤约240亿吨。全世界每年流入海洋的石油达1000多万吨，重金属几百万吨，还有数不清的生活垃圾。水中的病菌和污染物每年造成约2500万人死亡。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约有230亿吨，比本世纪初增加了25%，全世界森林面积以每年约17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平均每天有140种生物消亡等。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90年代初环境生态的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挥之不去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时，我们还把它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痼疾，而不认为在中国这会成为一个什么大问题。中国人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似乎理解得太晚了些。在《只有一个地球》中文版的序言中曲格平先生回忆说，当年他刚刚看到这份报告时，“我们采取的是事不关己幸灾乐祸的态度。我们曾确信并不存在世界性的环境和生态危机，有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今天世人从本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已经认识到，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发达与不发达的问题，而且是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这样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在人类工业化对自然造成过度的伤害，已经引起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的情况下，人类是继续以自然的主宰自居，继续肆无忌惮地掠夺和奴役自然，还是应该尊重自然，在与自然的平等对话、和谐相处中与自然共同发展。显然，这是一种文化观念的选择，涉及到对人类基本文明的重造。所幸的是，二十世纪以来不但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了充分的认识，而且科学文化的发展也为建构一种新的世界观，从而为重建人与自然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关系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因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形：

既有制度优势，可以快速动员和集中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但如果没有环保意识，又可能造成全国性的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就像时代那样；可以快速动员和集中资源进行环境治理，可以大规模集中地在全国进行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但社会政治热点一变，那么下面也就悄然无声，地方政府是不会主动去牺牲经济发展去解决环境问题的，如果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不但现有的环境污染难以治理，而且会有扩大的趋势。

既有“后发”的优势，可以充分总结欧美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发展的可能性。但又有不发达的劣势，不但许多地方为发展经济不得不上了许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初级工业项目，甚至实际上就是以牺牲环境而获得一定经济发展的；而且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后，因缺少环境治理的资金、技术和环保意识，而造成了无法治理的环境局面。这似乎在经济发展中又走了欧美工业化的老路，难以超越工业化的这个阶段，还是先污染后治理。

既有“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宝贵的古代哲学思想的文化遗产，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与我国工业化进程和社会文明程度相关，在大多数人那里实际上还处在机械唯物论的哲学思想阶段。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在与金字塔的社会政治结构的结合中，正显示着人对自然那种居高临下的主宰心态，还没有树立起人与自然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观和支持这种世界观的社会结构和机制。因而在其工业化过程中，不但在工业活动中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而且还以“左”的思维方式，计划体制的制度形式，在历史活动中造成了对社会领域中的“自然生机”的伤害，窒息了社会生活中的生机与活力。

显然，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要树立起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意识，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文化观念的变革。

一、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
人类从野蛮步入文明社会是以人与自然的分离为代价的。这种分离，在生产领域表现为人类社会的三次大的劳动分工；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人群的分化、阶级和私有制社会的出现；在精神领域则表现为人类主体和理性意识的产生，使人类可以有意识地将自己作为主体而与自然客体区分开来，并借助于语言符号和概念逻辑去认识自然，从而可以更为有效地从事自身的生存活动。

正是这种在劳动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分离及其社会化展开，人类跨入了第一个文明社会――奴隶私有制社会，创造出了原始社会所不能想象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但奴隶社会的极端贪婪和种种残暴也促使了人们开始从哲学上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道家的哲学的创始人物老子和庄子相当清醒地认识到了“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纯朴道德”的私有制社会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分裂，以及所产生的罪恶和苦难。老子所创立的“道”的内涵复杂而精微，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宇宙、自然本是混沌同一的，因而分裂了的人性和人类社会也应该返朴归真，最终回到一种君主无为而治，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中去。庄子则比老子更深刻、更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的私有制社会。他一方面对那个由于统治者的贪欲、残暴所造成的“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的现实表现了强烈的愤慨，另一方面他又描绘了一个人摆脱了“物役”，回归了人的自然本性的 “至德之世”的原始理想社会。他的基本理想就是所谓“齐物论”。他认为万物本是同一的，并无质的区别，所谓高低、贵贱、美丑、是非等判断实际都是人的主观“我见”， 他举“浑沌”被凿七窍而死的寓言 故事（《应 帝王第七》）说明，由这些“自我观之”的功利心态去改造自然，就必然会造成对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自然的损害，而社会也就会分裂而变得不安宁。所以，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都认为人类通过语言符号的“文化”并不是什么好事，天地自然并无意志却无为而无不为，造就了一切，因而人应该顺应天地之道，舍弃和忘掉人工作伪的知识，回归人的自然纯朴的本性。这样，人与自然、人与人就能和谐相处，社会就会安宁，人民就能安居乐业。

中国古代道家虽然已经看到了技术（即“机械、机事、机心”，见《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影响，但道家更多是从社会的分裂、文化的作伪和自身的素朴自由的身心体验而领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虽然其中充满着内省的智慧，如对私有制社会的价值批判，对人类的语言文化符号及其理性在人类社会文明过程中双重作用的认识，以及保持素朴身心的种种体会，但道家的这种期望通过消解文化来澄清人心，使人回归一种近乎原始的存在状态的社会理想，无疑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另一方面，道家在这其中所领会感悟的天（自然）人关系，以及提出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不但对于今天生活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人的浮躁的精神生活当有调适作用，而且对人们思考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也都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与中国道家不同，中国 战国时期的荀子在天人关系上则提出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他与道家一样，都认为自然是无意志，无目的，但他不认为自然有什么神奇，也不值得崇拜，自然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在相互作用中生成万物，仅此而已。因而天是天，人是人，“天”并不为君主是否贤明而变化，也不决定人生的吉凶祸福；而人的社会也有自身的运行规律，社会的治乱在人不在天，社会是富强还是贫弱取决于每个人是否努力劳动。正是在这种价值视野中，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认为人能够也应该适应天时地利去参与自然界的变化并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创造出财富，使社会富强，人民安乐。

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功利主义思想，他把儒家的仅限于社会领域的当官的“有为”推向了自然领域，并因此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认识论（解蔽）和逻辑学思想（正名）。值得思考的是，荀子还提出了“性恶论”和“礼仪法度”的思想。这些与其“天人相分”的功利思想，与其认识论和逻辑学思想有着体系性的内在联系。如果对中国古代墨家和荀子的思想作深入的研究的话，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化发源期，似乎同样存在着一种类似古代希腊文化的原始的文化体系，但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土壤上，同时也由于缺少对这种文化体系的本体论的学术支持，因而这种萌芽状态的文化体系没有能长成参天大树，结出近、现代的自然科学之果。相反，汉代实行独尊儒学的文化政策后，中国古代这一文化体系就消亡了，因而其后中国虽有众多技术发明，但并不能形成科学体系，形成一种科学发育、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没有能从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发育生长出来，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也与这种文化体系的消亡，以及其后的文化发展有关。

而中国古代文化的儒释道互补，最终在宋明时期完成了中国古代封建主流文化的建构，形成了所谓的宋明理学，以其“灭人欲，存天理”的文化命题，担负着压抑人的情欲、提升人的道德品质、支持封建金子塔式的社会结构的文化使命，并因此以道德上的“天理”彻底关闭了自身体系发育自然科学视野中的“天理”的可能性，形成了一种将自然伦理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化的中华古代文化。

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文化不但由于缺损商品经济和自然科学发育的基因而不能在近代生出与世界同步的工业化进程，而不得不借助外力以屈辱和痛苦的历史心情开始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而且并没有因为伦理化中的“田园诗般”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对工业化中可能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能所有警示走出另一种发展模式，最终在工业化过程中基本上走的还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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