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杯里的硝烟

　　本文原载于《看世界》2011年11上
　　
　　这其实是早期全球化的东西方经济“拔河”。中国茶叶彻底改变了英国人的膳食结构，也卷走了大宗的英国白银，被英国人当作经济上的绿色“毒品”。英国政府从巨额茶税中获利的同时，也开始挖空心思解决白银外流的难题……
　　
　　1769年，25岁的英国人莱特森，荷兰莱顿大学的一位医学博士生，成了“愤青”。令他生气的，是祖国英国的喝茶习俗。莱特森痛陈，这种正在英国迅速流行的时尚，造成了穷人们挪用买面包的钱去买茶叶，大大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
　　
　　莱特森进行了一番精确的计算，得出饮茶的人均年开支为7英镑12先令，两口之家就得花费15英镑4先令，而一个五口之家每年购买面包的开支只需要14英镑15先令9便士，喝茶影响到了吃饭的大事。他甚至找到了实例：当某户普通家庭戒除了喝茶这种恶习之后，孩子们终于能够吃饱面包，健康大为改善。
　　
　　莱特森将这些都写进了他当年提交的博士论文《茶树的自然史》中。这篇论文在3年后正式出版，影响颇为深远。
　　
　　在莱特森眼中，茶叶无异于损害英国公众健康和经济的“绿色毒品”。而这一“毒品”，正从遥远的中国源源不断地登陆英伦。
　　
　　中国茶改变英伦
　　
　　在反对茶叶方面，莱特森并不孤独。
　　
　　和他一个战壕的，还有著名的旅行家汉威。汉威不仅认为喝茶有害健康，而且认为喝茶危害经济：“花费大量白银去那个荒唐堕落的东方国家进口奢侈的茶叶，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去修路、建农场、果园，把农民的茅舍变成宫殿？……喝茶是一种恶习，不仅危害个人身体、社会经济，还有亡国的危险。且想想当年的罗马帝国，商人们用银币去换中国的丝绸，女人们都穿起了华贵的丝袍，男人们一天洗五六次澡，国库空了，道德败落，军事无能，野蛮人入侵，偌大的罗马帝国瞬间分崩离析！”
　　
　　更多的反对茶叶的人士，坚信茶叶这种奢侈品的盛行，不仅是“几乎所有的贫困之根源”，而且还“构成了所有的影响人类劳动能力的罪恶”，“它们的身上充斥着从潘多拉的盒子中释放出来的穷困与不幸。”
　　
　　与莱特森等反茶人士不同，更多的英国人成为茶叶的拥护者和捍卫者。茶叶的普及，改变了英国人的膳食结构，在18世纪后期，茶叶已经成为工薪阶层的主要食品，而到19世纪后期，更是成为核心食品。
　　
　　据英国当代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其《绿金:茶叶帝国》一书中分析，当时英国工薪阶层的消费结构中，茶叶和糖占10%，肉类12%，啤酒则只有2.5%，茶叶以及面包和奶酪构成日常饮食的核心部分，面包加茶叶成为最为经济并足以提供日常能量的食品。艾伦·麦克法兰说：“一杯甘甜温热的茶可以让人心情舒畅，重新恢复精力。在以人力为中心的工业化时代，一杯美好的茶已经成为人们工作的重要推动力，它的重要性犹如非人力机械时代的蒸汽机。”他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茶叶，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化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茶叶常规供应，英国企业将会倒闭。”
　　
　　随着茶叶日渐成为英国人的生活必需品，它迅速地取代了丝绸成为中英贸易的主要货物。保质保量地做好茶叶的供应，以免引起物价的飞涨和社会的动荡，甚至成为英国政府“”的首要工作，也成为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政治目的。
　　
　　英国银子向东流
　　
　　茶叶贸易造成的巨大金融压力，并非夸张，而且已经持续了很多年。18世纪最初的15年里，在垄断了东方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对华贸易中的茶叶比例并不大，只占船只回航商品总货值的10%左右。
　　
　　在1720年代至175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占回程货物总投资的53%左右。1700年，东印度公司交给伦敦交易市场出售的中国茶叶为91183磅，到1751年已上升到271万磅，增长了29.7倍。从1760年开始至1780年间，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从中国购买茶叶的数量，是1750年的2.3倍。在1760-1784年间，茶叶在回程货物总值中的年平均值上升为68.1%，其中，1759年，居然高达88.3%，而到了1825-1833年，这一比例达到了更为惊人的94.1%。
　　
　　英国成为中国茶叶最大的消费国，1833年，东印度公司采购的茶叶国销往欧洲茶叶总数的80.9%，如果加上通过其它欧洲国家辗转进入英国市场的茶叶，这一比例更高。
　　
　　这些绿色的叶子进入英国，换走的是白花花的银元。随着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量的不断攀升，大量的银元从英国流往中国。东印度公司开往中国的船只，所载货物90%以上都是白银。记载显示，在1710-1759年的50年间,英国向东方中、印的出口货物，只有924万8306英镑，而运送的金银则高达2683万3614英镑，贸易逆差为290%。
　　
　　为了筹集现银支付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甚至不得不贷款。1763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管理会从澳门借款72000元；次年，资金周转依然不畅，贷款不仅无法按时归还，还追加了92600元。这两笔贷款总共164600元约118499两，年利率基本高达13%。而到了1765年，现金流并未好转的东印度公司，只能向广州的行商赊购茶叶。在卖方市场之下，茶叶的定价权一直操纵在中国商人的手里，直到1870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和蒸汽轮船的广泛采用，彻底减轻了英国市场囤积茶叶的压力，定价权才转到买方手上。
　　
　　茶叶也是双刃剑
　　
　　造成英国白银大量流向中国的原因，一是在茶叶的巨额利润刺激下，具有垄断地位的东印度公司将其作为支柱产业，大做特做；二是英国无法提供一种能与茶叶匹敌的产品，这造成了严重的贸易逆差。前者的收益，是归东印度公司的；而后者的压力，则是由英国全民承担。
　　
　　拥有垄断权利的东印度公司，从茶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相当可观。根据资料，1699年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成本是每磅2先令4便士，伦敦的市场价则是14先令8便士，流通环节的利润足有6倍之多。
　　
　　东印度公司以茶叶为主的中国采购生意，利润率常在26%以上，有时高达43%。据经济学家普里查德分析，从18世纪后期到垄断贸易结束，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中可获30%以上的纯利润，而公司利润的9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是100%，来自茶叶贸易。据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格林堡估计，东印度公司每年从茶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是100-150万镑。经济学家萨金特则说：“(东印度公司)1793年到1834年的出口贸易，根据董事们的说法是赔了很多钱……如果不是从中国的物产中取得利润，那么对中国的贸易就不能继续下去，而且东印度公司的整个情况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可以说，没有中国茶叶，就没有东印度公司。
　　
　　而英国政府则获得了金额更高的茶税收入。在1784年之前，英国政府对茶叶征收高达119%的税收，这造成了普遍的走私行为及假冒伪劣茶叶流行，令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及普通消费者都深受其害。178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折抵法案》，将茶税由原本的119％猛降为12.5％，并免除了通过税。此举立竿见影，茶叶的价格迅速下降、消费量随即上升，而走私得到了有效遏制。
　　
　　东印度公司的利润上升，英国政府的茶税收入也水涨船高。1820年英政府的茶税收入为300万镑，1833年为330万镑，1836年为460万镑，占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6%左右，超过了东印度公司的总利润。茶税成为维持英国政府机器运作的最为重要的“燃料”，在与拿破仑进行的大规模战争中，重新升高的茶税成为维持战争的重要因素。
　　
　　茶叶这把绿色的双刃剑，令英国政府在享受到巨额的茶税收入的同时，也不禁为巨额的白银流失而担忧。
　　
　　尽管英国人想方设法加大对中国的出口，但是，英国商品在看似庞大的中国市场几乎都遭到了冷遇。英国人最为拿手的是呢绒、哔叽等毛织品，著名汉学家、大清海关的美国籍洋干部马士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中记载，东印度公司即使长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中国市场推销，但是，再便宜的毛织品，也要比中国百姓自己手纺的棉织品昂贵很多，而对具有消费能力的人群来说，这种毛织品与绫罗绸缎相比，还是差了一大截。到1818-1833年间，毛织品才占英印产品输华总值的八分之一左右。
　　
　　如何填补贸易逆差，成为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迫切难题。
　　
　　印度“对冲”中国
　　
　　马士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1787年英国政府在给第一次派往中国的使臣卡思卡特的训令中说：“最近政府从其它欧洲各国手中夺回茶叶贸易的措施指推出《折抵法案》降低茶税，已经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这种商品合法输入大不列颠的增加额，虽然没有三倍，最低限度有两倍；其次要注意到我们在印度领地的繁荣，要改进该地的产品和制品在中华帝国的销路，同时，要使出售这种产品的贷款足以供应现在每年达130万镑以上的欧洲回程投资所需。”
　　
　　在这份指令中，鲜明地阐述了英国政府的思路：既然英国产品无法打开中国市场，就用印度产品去开路。这种能够打开中国大门的印度产品，最初是棉花。
　　
　　1740年，为了弥补中英贸易的巨大逆差，东印度公司试着向中国输出了1116担印度棉花，结果大受欢迎，此后便不断增长。但是，中国本身就是产棉大国，进口印度棉花，只是为了弥补产量的缺口，因此，增长空间极为有限，而且行情受到中国本土棉花收成的巨大影响，波动巨大，有一年的波动幅度居然高达33%。这大大制约了印度棉花对中英贸易逆差的平衡作用。
　　
　　尽管如此，在这个初步成型的中—英—印三角贸易圈中，中国对印度商品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印度对中国商品的需求，这令印度在中印贸易中迅速获得了顺差。英国人立即就开始用中印贸易之间的顺差弥补中英贸易之间的逆差，在这个三角圈中建立了一套金融体系，采用循环汇兑的方式，减少了从英国直接向中国支付现银的比例。根据马士的记载，到1783年,输入广州的白银总量272万两中，从英国直接输送的不到1%。
　　
　　既然棉花对平衡贸易逆差作用不大，那么，英国人究竟靠什么令中印之间的贸易迅速转变为巨额顺差？
　　
　　一个远比棉花更为可靠、有力的贸易平衡工具出现了：那就是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在印度生产鸦片的垄断权，这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摆在英国人面前的，只有两个任务：一是如何更快地提高中印贸易的顺差，这要靠鸦片；二是如何将印度获得的顺差转移到英国的手中，这要靠强权保护下的殖民掠夺制度。
　　
　　在印度那些漫山盛开的美丽罂粟花下，英国人开始快乐地忙乎起来。一个新时代、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的新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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