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民商文化—山东早期的纺织业与北方海上丝绸之路

    古代中国通往中亚、西亚，欧洲的丝绸之路和通往日本、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是举 世闻名，勿庸赘言。至于丝绸之路的源头起于何地?开始于何时?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 题，本文试就早期山东纺织业的发展状况与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阐述一点看法。

    丝绸的出现，是与蚕桑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我国蚕的饲养，起源很早，传说黄帝妻嫘 祖始教民养蚕，治丝茧，后世祀为先蚕。商代时，养蚕已多见于甲骨文的卜辞记载。当时还 任命了专门领导桑蚕业生产的官员。如《殷墟书契后编》提到： “丁酉，王卜，女蚕。” 《礼记》中也有： “岁既单矣，世妇卒蚕，奉茧示夫人。”这里记载的“女蚕”、“世妇”， 就是负责植桑养蚕的女官。夏末商初，丝织品已作为一种商品开始进入流通领域。在《管子、 轻重甲》中有一段话，形象地描述了夏朝末年伊尹用丝织品换粮食之事：

    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 游女工绣纂组，一纯(相当于一匹)得粟百钟于桀之国。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反映出夏末丝织品已有一定的发展规模。山东地区丝织业发展也比较 早，如在1956年益都苏埠屯发掘的殷商大墓中，已有形态逼真的“玉蚕”出现，说明了人们 对养蚕业的爱好。但是在，山东，尤其是齐地丝织业的发展则是进入西周以后才开始的。最早 重视丝织业生产的是齐国创始人姜尚。姜尚受封之后，面对“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 寡”的实际状况， “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汉书·地理志》)，大力发展纺织业 和渔盐业，短时间内，就取得极为显著的成效。对其成就，司马迁曾大加赞扬说：

    太公望封于营丘(今临淄)，地渴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 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

    由于出现了“冠带衣履天下”这样一种丝织业高度发达的状况，春秋时期，齐国都城临 淄已成为中国纺织业的中心。而以临淄为中心的纺织业的发展，又推动了齐国其他地区乃至 周围各国的纺织业发展。如《禹贡》称古兖州“厥贡漆丝，厥健织文”，织文是一种锦绮， 这段话是说古兖州一带百姓用竹筐装丝织品作为贡品。 《禹贡》又说古青州“厥贡盐缔，海 物帷错”。絺，指夏布，盛产于当时青州，莱芜一带。该书还提到“莱夷作牧，厥篚屎 丝”；可见黄县、蓬莱沿海一带也出产丝织品。从这些史籍文字中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山东 纺织业已有相当基础。

    战国初年，齐威王任用邹忌进行改革，齐国曾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在齐国都城临淄， 纺织业发展极快，特别是丝织物的种类向多样化、精美化发展，出现了绸、纱、罗、纨、 绮、缟等许多新品种。《战国策·齐策》里田需曾对齐王说过这样一段话：

    下宫(后宫)糅罗纨(细绢)、曳绮(有纹的绢)、縠(绉纱)而士不得以为缘(衣服的滚 边)。

    由此可见当时绢织物已有较细的品种花样分工。战国时期，伴随着丝织品的大量生产， 采桑，缫丝、织帛已成为齐国妇女的日常工作。墨子曾谈到： “今也妇人凤兴夜寐，纺绩织 红，多治麻丝葛釉布掺，此其分事也。”(《墨子·非乐》)这就是当时山东纺织业发展的一 个写照。战国时期，齐国的丝织品在市场上已很畅销。李斯在谈及各国输入秦的贵重商品时， 特意提出“阿缟之衣”(《诛逐客书》)，阿缟是山东东阿所生产的一种绢帛，价值昂贵。它 不仅在秦国，而且在其他国家，也深受欢迎。如1957年在发掘长沙仰天湖战国楚墓的遗物 中，就发现阿缟、罗纨等来自齐国的丝织品。

    秦汉时期，封建王朝采取了保护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政策，对纺织业发展有一定促进作 用。秦时鼓励“男乐其畴，女修其业”，提倡妇女从事家庭纺织业：土产。汉代时，设立了官 营纺织业机构，如在长安建立东西两织室，设织室令丞主管。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丝织业中 心临淄建立了三服官手工工场，对推动山东地区纺织业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三服， 是供汉皇室和大贵族春，夏、冬三季所需的丝织品。汉代人李斐解释三服的内容是： “春献 冠幅缎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汉书·元帝纪注》)三服官实际上是为满足 皇室和大贵族奢侈生活服务的。它初设时规模不大，每年仅生产丝织物十余箱，但发展到汉 元帝时(公元前48一前33年在位)，已有织工数千入，政府每年投资数千万，具备大规模生产 能力，甚至比设在长安的东西织室也毫不逊色。《汉书·贡禹传》曾有如下记载： 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 东西织室亦然。

     三服官织厂的发展，推动了齐地纺织手工业的进步，见于史籍记载的汉代丝织产品有三十 余种，而以临淄为中心的齐地所产就多达十余种。三服官织厂女工多为能工巧匠，王充在 《论衡》中称之为“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出于她们之手精心制作的高级丝织晶有 “冰纨、方空縠、吹絮纶”等等。 “冰纨”是一种鲜明纯白的织物， “方空縠”是—种带有 方格花纹的织物， “吹絮纶”是一种极为细致、轻柔的织物。除临淄以外，山东其他地区的 丝织品如东阿的缣、亢父(今济宁)缣、曲阜的缟。麻织品如东莱(今龙口市)的*布、青州的 絺布等，都是闻名于四方的纺织品。在《盐铁论，本议篇》中就把齐阿之缣与蜀汉之布列为 当时最好的纺织珍品。山东所产纺织品在国内市场价格也很昂贵，如亢父缣一匹值六百一十 八钱，而同类产品河内缣(河南产)仅值三百七十余钱。在当时所有丝织物中，以临淄锦价格 最高，每匹竟达三千钱左右。而当时国内米价每石在一百钱左右，一匹只能做一件成人长袍 的亢父缣，竟相当于六石米价，其价值之高，显而易见。如此昂贵的商品，一般劳动人民是 难以问津的。

     汉代，国内市场纺织品交易已极为盛行，《汉书·食货志》就提到： “通都大邑，一酤 岁……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答布，皮革千石。”商人有如此多的纺织品贩卖， 也说明当时纺织品市场生意是相当兴隆，同时，还有更多更好的纺织品通过赋税等形式为封 建国家所控制。西汉时对租赋缴纳绡帛一事尚无明确规定，但到东汉章帝时，采纳张林的建 议，对赋税“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后汉书·东夷传》)，纺织品 开始代替钱粮成为政府的实物税收，并充当了流通货币的作用，同时又极大地刺激了纺织品 的生产。特别是在盛产纺织品的山东地区，织机已普遍进入农民家庭，现保存在嘉祥县武梁祠 汉代石刻中有一幅“曾母投抒图”就是一个反映当时家庭纺织业生产的极好印证。

    汉代国家政权所控制纺织品的数量之大，从历年来赐给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物品中也可见 一斑。如张骞通西域时，所携之物就有“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万，(《汉书·西域 传》)。东汉皇帝赠送给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丝织品又远远超过西汉之时。东汉皇帝曾多次赐 给匈奴单于“黄金锦绣，缯布万匹”， “赐给单于母及诸閼氏、单于子女及左右贤王，左右 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缯采合万匹”(《后汉书·南匈奴传》)。这种赏赐，甚至到了“岁 以为常”的地步。显然，要维持这种状况，，如没有大量纺织品收入为保证，是难以持久的。 正是在封建国家控制大量纺织晶的基础上，才会有开辟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之创举。

    汉代，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自长安出发，西出玉门、阳关，经楼兰、于田、莎车，再翻 过葱岭西行，到大月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或自安息奔条支(今伊 拉克)，黎轩或大秦(今意大利)等地。但在汉代以前，西域“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 无漆丝”(《史记·大宛传》)，汉代时因“常利得中国缣丝，解以为胡绫绀纹”(《后汉书． 西域大秦传》)，才逐渐开始兴旺发展起来。汉代多用丝织品到西域诸国换回马匹香料等， 如“窦侍中令载杂采七百匹，市月支马、苏合香”， “令赍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支马。苏 合，*登”等，类似记载颇多(见《太平览御》卷814—816)。这与在玉门以西已多处出土的 方眼纱罗、丝锦、绸裙、杂采等汉代产品是相吻合的。

      汉代运往西域的丝织品产于何地，难以一一标明，但就当时纺织晶生产状况判断，有相 当一部分应出自于山东。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在本世纪初，英藉匈牙利人斯坦因曾在敦煌发现了 任城亢父缣。上面还有题字云： “任城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尺，重二十五两， 直钱六百一十八”(《流沙坠简考释·器物类》42页)。敦煌是汉代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而 产自济宁的亢父缣，就是自此运往西域的丝织品之一。另外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颜乌兰古墓 和通瓦拉古墓发掘的遗物中，有许多丝织物和毛织物，在绢布上除绣有各种花纹和鸟兽图案 外，还有“云昌万岁宜子孙”、 “交龙”、 “登高”等织文字样。日本学者认为是汉代输入 蒙古的，可能是河南和山东所生产(参见《东洋文化大系·汉魏六朝时代》)。

    汉代产自山东的纺织品，，除由陆地运送长安外，还通过黄河，济水等水路运输。山 东丝绸生产的中心临淄靠近济水，通过水路外运极为方便。《水经·谷水注》称： “下漕 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委立输，所由而至。”东通河、济，即指将山东物资通过黄 河，济水运往京都。通过水路的运输能力是相当大的，如汉武帝元封年间(前110一前105)， “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皆满”(《史记·平准书》)。可以推断，汉代 自长安经丝绸之路远销中亚、西亚、欧洲的丝绸，应有相当部分产自山东。

    如果说沿丝绸之路西去的丝织品有一部分是来自山东的话，那么早期北方海上丝绸之路 的源头无疑是在山东。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亦称“东海丝绸之路”，是先秦至隋唐时期自山 东沿海经辽东半岛、朝鲜西海岸到日本南部的一条海上交通线。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有其鲜 明的特点，从时间上看，它的形成要早于汉代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从形成的方式看，它不 像张骞通西域那样，得益于中国封建王朝与外国政府使节之间的往来，而是由民间百姓大规 模向海外迁徙造成的。

    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大体上是自琅蚜<今胶南县)、芝罘(今烟台市)、蓬莱一带出发，沿 山东海岸北行，渡过长山列岛，先驶入辽东半岛，再转向东南，沿朝鲜西海岸南下，最后渡 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九州沿海一带。早在西周，就有“倭人贡畅草”之说。到战国时期，山东 沿海已出现了琅蚜、芝罘等几个大港口，并有人们自此出海的记载。即便在当时尚不算大的 斥由港(今石岛一带)，也出现了中朝商人们在此转手文皮(虎豹等兽皮)的交易活动(见张政 烺等《五千年中朝友好关系》)。由于当时船只等交通工具的简陋和航海技术的落后，自山 东沿海东渡必须要依靠左旋回流的漂流并要依海岸而行，以便随时获取粮食和淡水的补给。 秦时，齐人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自这条航线东渡日本，成为较大规模的移民集团，为丝绸之 路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后不久的秦汉之际，由于国内政治局势动荡，战乱频繁， 成千上万的山东居民携带家口、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沿北方海上丝绸之路迁徙到朝鲜半岛， 其中叶部分又转赴日本。如《三国志·魏志》中谈到：

    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者数万。

    同一书中《乌丸鲜卑列传》也谈及：

    辰韩(今朝鲜东北部)耆老称有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今朝鲜西北部) 割其东界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各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洒为行 *，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各名物也……今有名为秦韩者。

    秦汉之际，成千上万的山东半岛居民辗转迁居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不能不把山东各种 物产和生产技术带往新的家园。所以山东地区先进的纺织技术和精美的纺织品很快地在朝鲜 半岛流传开来。本世纪初，日本人在平壤附近连续发掘出多处汉代古坟，从古坟土了大量 的绫绢等丝织品残片，织工精细，经一些考古学家研究后认为是出自汉代齐地三服官的产品。 日本在公元前二世纪初，大约相当于中国秦汉之际，是从绳纹文化向弥生文化过渡时 期，也是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在这段时期内，生产力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这应归功于秦汉之际大批中国移民的东渡，换言之，也就是归功于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与发展。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认为：

    弥生时代文化，完全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其发展是外来文化构成的，弥生文 化并不是绳纹文化的继续和发展，而是外来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日本历史》上 册15页)

     日本在绳纹文化时代，是处在刀耕火种阶段，尚没有铁器，青铜器和纺织工具。纺织品 最早在日本出现，是在弥生时期的墓葬中。如在佐贺县高来郡三会树景化园遗址一座墓葬的 瓮中，发现了许多一寸见方的残绸布片，属于平织物，经线四十至五十根，纬线三十根，与 汉代齐地所产绸绢大致相同。这与汉代史籍称日本“土宜禾稻麻纡蚕桑，知织绩为缣布” (《后汉书·东夷传》)是相吻合的。

    《魏志·东夷传》描述汉代时日本情况：

    男子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种 禾稻纡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丝。

    从这段记载看，日本在汉代时已有丝织晶和麻织品，但纺织技术还相对落后，到魏明帝  景初三年至魏齐王正始八年(239—247)日本邪马台国卑弥呼女王和壹歧女王三次入贡魏国 时，所携带之物已有倭锦，绛青缣、帛衣，帛布，异文杂锦等较好的纺织品，可见汉代中国 移民到日本后对当地纺织业技术进步是有较大影响的。魏国也根据卑弥呼女王所求，赠她“交 龙锦五匹，稿绛五十匹、青绀五十匹，绉十张绀”，还赠送来访的日本使者“句文锦三匹， 细班华厨五张，白绢五十匹”(《魏志．东夷传》)。这是中国正史中有关中国封建王朝 第一次向日本赠送丝织晶的记载。这种政府间的交往因数量有限，对日本纺织业发展影响并 不大。如果说汉代时因得益于中国移民，日本纺织业开始有所发展的话，那么晋代至南北朝 时期，对日本纺织业来说，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又完全得益于沿北 方海上丝绸之路先迁移到朝鲜，后又辗转至日本的中国移民集团。这些集团以晋代时弓月君 和南北朝时秦酒公为代表。日本史料对弓月君和秦酒公集团的活动记载比较详细，如：

    秦酒公，秦始皇后普洞王子也。曾祖曰功满王，仲衮帝八年(199)来归。祖弓月君， 应神帝十四年(283)自百济来。奏曰： “臣以百二十县人口归化，而为新罗所梗塞，皆 留加罗国。”帝乃命葛城袭津彦往召之，三年不还，再遣平群木兔等率兵召之，竟以弓 月君人口与袭津彦俱来。弓月献金银玉帛诸珍宝，帝嘉之，赐大倭朝津间掖上之地以居 焉。弓月有四子， 曰真德王，曰音洞王，曰云师王，日武良王。仁德帝时(313—399)， 以诸秦氏分处诸郡，使养蚕织绢以供。帝以其所献丝绵绢充服，因诏称其柔软温*，赐 普洞王姓波陀。酒(秦酒公)事雄略帝(456—479在位)……先是秦民分散，不属秦造，臣 连等恣驱使之。酒时宠于帝，帝为下诏，聚其部属一百八十种，以使统领焉。酒乃率之 蚕桑，而进庸调绢缣，充积殿前，因赐姓日蚕豆麻佐，取盈积有利之义，又朝诸秦氏造 大藏于宫侧，纳其贡物，是时始置大藏官员，以酒为长官。(《大日本史》第五册107卷、 这段数百字的文字，反映了三世纪末至五世纪中叶以弓月君，秦酒公为代表的中国移民 集团在纺织业上对日本做出的贡献。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得到日本皇室信任，被任命为大藏 官(负责财政的官员)。进入晋代以后，由于中国北方发生连年战乱并向朝鲜半岛蔓延，许 多原在朝鲜居住的汉人又一次向文化较低的日本群岛谋求安身之地。他们自称是秦始皇后 裔，其实并非是秦始皇的后代，而是泛指来自中国。在《大日本史》、《应神记》、《古语 拾遗》等日本文献中，均言弓月君集团人口来自中国一百二十县， 《古语拾遗》还称当时 “秦汉百济内附之民各以万计”。秦酒公就有部属一万八千余人(李季《二千年中日关系 发展史》八章)。而当时辽东不过数十县，而山东的琅玡郡就有五十一县，胶东郡、齐郡也 有数十县，从这个集团成员多以养蚕织绢为职业来看，这一百二十县移民多数应来自山东半 岛，沿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在秦汉时期先到朝鲜，晋代时又迁居日本。

    由于弓月君、秦酒公等移民集团到日本后，精于纺织并以此为生，也引起了日本统治者对 中国纺织技术的浓厚热情。除了充分发挥移民集团的作用外，他们还派专人到中国寻求织工和 纺织技术。在应神天皇和雄略天皇当政时就曾有日方派官员渡海到江南寻访邀请中国织匠的 记载，此事见于《日本书纪》。日本使节往返的路线正是北方丝绸之路，即由江苏沿海至山 东沿海、辽东半岛渡海至朝鲜半岛南下，再经对马海峡回日本。

    魏晋以后，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去日本的中国移民已从事多种职业，但尤以从 事纺织业者为最多。《日本书纪》等书中曾提到该时期汉人移民有锦部安定那锦、陶部高贵、 鞍部坚贵、画部斯罗我等，还有手人部、衣缝部等。其中锦部，衣缝部毫无疑问是从事 纺织业为生的移民集团。这与前述秦酒公集团从事的职业是一致的。正是这成千上万的 来自山东、辽东一带的中国移民，把先进的纺织技术和其他生产技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源源 不断地输入朝鲜和日本，推动了朝鲜、日本纺织业和其他行业的进步。所以把从山东半岛到 朝鲜，日本的这条古代航线称为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是名副其实的，这条丝绸之路的开创者是 勤劳而富于创造力的山东人民。直到今日，日本的羽田，波多、羽太，八田等姓氏， 日语发 音为“八夕”，意为“机织人”，他们很自豪地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汉代，魏晋时期来自中国 的移民，并以从事养蚕、纺织业为生。

    以山东为源头的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于先秦时期，兴盛于秦汉魏晋时期。它与汉代通 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互相联系、互为影响的。自春秋战国以来，山东地区特别是以临淄为中心 的齐地纺织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为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保证。临淄一带生产的 纺织品，尤其是丝织品，自春秋战国至魏晋时期均是国内最负盛名的产品，在国内纺织业独 占整头长达数百年之久。不仅为周边各国人民所喜爱，而且推动了邻国纺织业的发展。如前 所述，日本在三——五世纪纺织业获得较快发展，与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山东人民沿 此路将先进的纺织品和纺织技术带到日本是分不开的。

    但从西晋末年以后，由于北方连年战乱，各少数民族相继进入中原，建立割据政权。在 一段时间内，北方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山东纺织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一 度陷于低潮。这是因为：一来由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山东地区许多从事纺织的工匠大批 南下，把先进的技术带到南方，二来从十六国到北朝统治者实行手工业官府垄断政策，严禁 独立的民营纺织业存在和发展，这对山东地区纺织业是一种摧残。而此时的江南地区，由于 社会相对稳定，再加上一些山东纺织人才的南下，纺织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吴织”、“蜀锦”等原来已存在的产品更加精美，并开始取代山东的纺织品在国内的首要地位。另外， 在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北方统治者忙于争权夺利，无暇外顾，日本统治者也不愿与这些少 数民族政权交往，因此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曾一度出现冷落的局面。

    然而，山东纺织业毕竟有雄厚的基础，即使处于低潮时，仍在缓慢地发展。如《北齐 书·祖珽传》提到祖珽“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等百余匹，令诸妪掷樗蒲赌之，以为戏乐。” 《北齐书·毕义云传》也有家住兖州北部的毕义云以“私藏工匠，家有十余机织锦”而被获 罪的记载。这些均反映出南北朝时期山东纺织业仍在持续发展着。这种发展为盛唐时期山东 纺织业全面恢复活力，为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重新兴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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