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十四年段氏家族朝名门望族迈进一步

 

     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北地都尉段卬因为对匈奴作战战死朝那塞，其子段单被汉文帝封为缾侯。这是段氏家族作为边地守将第一次进入历史的视野。关于段卬的籍贯，史书没有具体的记载。但他活动的北地使他处在抗击匈奴的最前线。到了西汉竟宁年间，段会宗进入政坛后又立功西域，维护了西北边陲的安全。而段会宗的籍贯，《汉书·段会宗传》则称其为“天水上邽人也”。其历官先后担任西域都护、骑都尉、光禄大夫、沛郡太守、雁门太守等，其中两次出任西域都护，并在最后病亡于乌孙国。

      段氏家族在段会宗之弟段贞时迁居武威，所以段颎作为“西域都护会宗之从曾孙”，其籍贯为“武威姑臧人也”（《后汉书·段颎传》）。段颎一生最大的功绩是担任护羌校尉期间，羌人的叛乱，并且立功受奖。段氏家族在两汉时期都是以武功而引起后人关注的，可以说与其家族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为了说明段氏家族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以武立家的家族传统，我们有必要对段氏家族在两汉时期活动的空间加以研究。

       临淄段氏家族与地域文化《史记·货殖列传》在论述关中习俗时称：“其民犹有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这一地区在秦国时期经历从秦文公开始到秦献公的经营，出现了“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的景象。西汉定都长安，“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在介绍关中习俗后，司马迁进一步写道：“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从司马迁的记述可以看出，段氏家族活动的天水地区作为从先秦以来形成的交通要道，对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里成为富商大贾的云集之地。又由于少数民族的影响，天水地区成为各方习俗的汇聚之地。班固在论及天水、北地的习俗时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

      班固还指出段氏家族活动的地域以勇武为风尚的将领“不可胜数”，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曰）。宋乐史还据此将武威一带民俗总结为“金气坚刚，人士慷慨”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二《陇右道三·凉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936页。。除了上述带有典型意义的总结之外，在两汉的史书中亦有许多关于这一地区民风强悍的记述。汉武帝出兵进攻匈奴时，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大军进入西域腹地，西域郁成国王不支援汉朝大军，并且杀了“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千余人”，李广利命搜粟都尉上官桀前往攻破郁成，郁成王逃奔康居，最后被擒获，当上官桀令四骑士将郁成王押送李广利处时，四人决定杀死郁成王，“欲杀，莫敢先击”，只有“上邽骑士赵弟最少，拔剑击之，斩郁成王，赍头”。

      因为这个缘故，赵弟被封为新畤侯（《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由此可以看出，赵弟作为天水上邽人，也已经濡染了当地的豪侠风气，所以敢于担当。上官桀也是“家在陇西。以善骑射从军”（《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汉昭帝的上官皇后，“祖父桀，陇西上邽人也”（《汉书·外戚上·孝昭上官皇后传》）。关于陇西一带崇尚勇武的风气，《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时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宫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可以说这些人的生存环境与段会宗是一样的，是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段会宗立功异域的精神品格。再如，武威姑臧地区，是在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右地后，元狩二年秋，“置酒泉郡，后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汉书·西域传上》）元鼎六年秋，“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事详《汉书·武帝纪》。。而在此前这里是属于匈奴族所控制的地域，处于匈奴族铁骑蹂躏下的汉族民众，为了生存只得以武力对付兵火侵袭，所以这里的民众养成了崇尚武力的风习。《汉书·地理志下》云：“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随着汉政府不断向这一地区移民，这里才逐渐摆脱原匈奴族控制之下的社会风习，内地的礼仪习俗才逐渐传播并影响到这一地区，到东汉时期西北内陆地区已经逐步受到汉文化的浸润，成为汉文化盛行的地区。

      两汉之际，中原地区陷入兵燹之灾，而河西地区则在窦融的保护下，保有了一方平安，“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后汉书·孔奋传》）。窦融曾描述武威一带的情况云，“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窦融占领这一地区后，“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后汉书·窦融传》）。

      东汉以后，武威作为汉政府的属郡，受汉文化的影响渐深，段颎的身上就融合了边域与内地各种文化因素，“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能文能武的性格，使他在战时能够驰骋疆场，太平之时可以为政富民。在任辽东属国都尉时，“鲜卑犯塞，颎即率所领驰赴之”，对于追赶的鲜卑士兵，段颎设计诱敌深入，“悉斩获之”。在永寿二年，又了泰山、琅邪等东郭窦、公孙举领导的三万多人的农民起义。从延熹二年任护羌校尉后，在西北地区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后汉书·段颎传》）。正因为成长经历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才有段颎凭借羌人叛乱最后进入政坛的事实。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特殊的外部环境，使这里的民风与先秦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抵抗少数民族的不时入侵，获得生存空间，民众崇尚武力成为时尚，这一习俗对于生活在此的段氏家族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汉时期的段氏家族从段卬抗击匈奴、段会宗出使西域立功边疆，都是这种社会习俗影响的结果。而到东汉时期，随着汉王朝对这一地区的占领，汉文化在西北地区逐渐流布，民众或多或少地都濡染了汉文化的因素，讲求礼仪，追求政治上的升迁，这从段颎的人生经历即可反映出来。总之，尚武风尚的形成体现了段氏家族受地域文化影响较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