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对姓氏文化发展的影响之“姓氏合一”

“姓氏双轨”是指先秦时期姓、氏并存，内涵各异，功用不同，界定明确，不得混用的古代姓氏体系；“姓氏合一”则是自西汉以来，姓氏合一，姓氏不分，功用相通，姓氏混用的新型姓氏体系。这是中华姓氏一个重要的发展演变过程，是古、今姓氏的重大区别，是中华姓氏体系成熟、定型，并稳定发展的重要标志。

    先秦时期，“姓”、“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妇人称姓，男子称氏”，“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姓别婚姻，氏明贵贱”。姓是氏的源头，氏是姓的分支。姓是血缘传承的谱系，氏是社会地位的标志。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西周时的封建宗法制度，由姬姓周天子封邦建国、“胙土命氏”的大小诸侯达数十个之多，而这些大小诸侯以国、以邑为氏，形成了姬姓分支的新的氏族。

    及至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兼并，长期战乱，“礼乐崩毁，社会失序”，“姓氏双轨”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日益崩溃。首先是周天子权威下降，不再具备“胙土命氏”的实力，诸侯僭越称位，自立王侯者时有所闻，亡国失氏者屡见不鲜。特别是秦末大起义中，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庶民百姓，市井小民，乘势而起，使植根于封建宗法的“命氏”制度受到毁灭性打击。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就发出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一批平民百姓，甚至刑奴屠夫涌入了农民起义军的行列，成为推翻暴秦统治、建立西汉王朝的主力和元勋。如汉高祖刘邦原为泗水亭亭长，汉丞相萧何为沛县小吏，梁王彭越原为渔户，舞阳侯樊哙乃杀狗屠夫，统军大将淮阴侯韩信则是流浪街头、乞食于漂母的市井小民，淮南王英布原为被黥刑、刺面的刑奴。这些推翻暴秦、创建汉朝的新贵，均出身寒微，没有显贵的家世，自然而然摈弃了原先那种标志社会身份地位、以“氏明贵贱”的姓氏制度，对原有的贵族世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扫除。据史书记载，西汉初年，为消灭各地豪强势力，抑制六国旧族试图复国的苗头，先后将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后裔和豪门大族十多万人，强行迁徙到关中诸陵。如齐国公族田氏，因族大人多、迁徙时即按照其居住的宅第，分为八门、八氏，田登为第一氏，田祭为第二氏，田癸为第三氏，田英为第八氏。堂堂一国王族，国破家亡后，不仅沦为庶人、罪民，其姓氏也遭到践踏，由国姓公族改为毫无意义的序号作为姓氏。

    汉代对姓氏制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措施，就是实行“编户齐民”，对每家每户进行人口登记，标明居处、姓氏，便于征纳赋税，进行管理。这样，就使全国百姓，家家户户都有了自己的姓氏，是中华姓氏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大措施。  鉴于汉代姓氏制度的重大变革，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首次使用了“姓氏合一”的记述方法。在《史记·本纪》中，于秦始皇曰：“姓赵氏”，于汉高祖曰：“姓刘氏”。所以清代大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明确点出了“姓氏合一”始于西汉这一重要的历史史实。清代另一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姓氏篇》中也说：“战国纷争，氏族之学久废不讲。秦灭六雄，废封建，虽公族亦无议贵之律，匹夫编户，知有氏而不知有姓久矣。汉高祖起于布衣，……亦不言何姓，以氏为姓”。因而自汉代以后，姓氏合一，“遂为一代之制。”

    “姓氏合一”，是中华姓氏史上一个重要转折，是姓氏史上的一大飞跃。其意义在于：一是姓与氏二者可以通称共用，姓即氏，氏即姓，姓氏已失去文化内涵和功用上的区别，使先秦时数量庞大、来源多端的“氏”融入了姓的范畴，极大地丰富了中华姓氏。二是每一个宗族、家庭都有了自己固定的姓氏，子子孙孙世代相承，不必像先秦那样变来变去，使中华姓氏具备了世代传承的持续性和人人皆有的普及性。三是取消了姓氏专属贵族阶层的特权，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有姓氏，不再像先秦那样，贵族有姓有氏，平民有名无氏。使姓氏成为社会个体与生俱来的第一标志，日常生活和社会场合通用的信息符号。极大地拓展了姓氏的使用功能和实用范围。四是“姓氏合一”有利中华姓氏的延续传承，正常发展，故而留传至今，永葆青春。中华姓氏至此形成了完整文化体系。刘汉王朝为我们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既是汉文化的珍品，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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