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文明传统中开拓中国外交智慧资源

   以一则中国古代笑话作为这篇文字的开头：一个解差，押一个犯人到某个地方去，中间路过一家酒店，犯人请他喝了点酒，想方设法把他灌醉之后，趁机剃了他的头发，把套在脖子上的木枷解开了，套在了解差的脖子上，然后逃之夭夭。解差酒醒过来，不见了犯人，但看到自己脖子上，套着一个木枷，再摸摸脑袋，也是如犯人一样是个光头，他恍然大悟：呵呵，犯人还在，但是，我到哪里去了呢？！
    
    大概，没有其它的东西，比这则笑话来形容东北亚、东南亚更广义地说，南亚也包括在内的东亚世界的近代经历，再别有意味的了!在二三百年前逐步沦为西方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自身文明体系先是被外来强力所否定、接着是在与外来文明的比较中又进行了自我否定后，东亚世界在相当长时间内，正是处在“我不见了”的尴尬境地中，不仅对自身命运，没有了自我把握的可能，就是对于自我的表达，也丧失了主动性甚至自觉意识。东亚世界按一个流行的词语来说，是“失语”了。我是谁？我在何方？我要到哪里去？近几百年间，文明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不再能够从自身文明传统中进行自我诠释的东亚世界，因此在知识话语及价值观的生产中，与西方世界之间构成了连续不断的单向接收过程，就是对自身的地理界定，即“东亚”这一概念本身，也还是由西方知识所规范并被东亚世界照搬于自身。
    
    从东亚世界被迫纳入源于西方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角度来说，近代东亚是没有历史的。　　然而，当时光的车轮驶入21世纪，我们转过身去俯看近半世纪以来东亚世界的一些发展演变时，这个一度丧失了历史自觉的区域，分明又在逐渐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东亚正在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历史。
    
    只有在纵向的历史比较中，我们才能知道在不知不觉中，这个世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究东亚区域来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至少这三件大事，值得当下的人们仔细体味。一件是，在经历上百年的被殖民体验后，东亚世界的那些国家，二战结束不久普遍实现了政治独立，并且其现代民族国家形态渐而走向成熟。第二件是，在近二十余年间，东亚世界近世以来战争不断的历史，也似乎正在走向终结，在战争不再是东亚世界常态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却在明显加快。第三件事当然就是中国的重新“崛起”，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正以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大国形象，再次出现于东亚世界乃至国际社会。以上三件大事明确无误正在告诉人们这样的事实：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以及中国所处的东亚世界，都已处于近现代以来的一个特别时期。人们从一个上升的中国和东亚，以及两者的互动中，感受到了当下东亚世界，与几百年前那个东亚世界的有机关联。在东亚世界开始致力于自主设计和决定各自国家乃至区域的前途时，东亚世界实际上正在恢复对自身的历史自觉，其主体性也在前所未有地重新彰显。
    
    中国和东亚世界在近些年间所表现出来的的主体性，也是一种文明自觉，即《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相互承认的斗争”。在东亚世界近世接受了西方世界对它的表达方式之后，这一区域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则开始自我界定对自身的表达。这种对外来文明的相互承认追求，显然不是排斥性的，东亚世界需要尊重其它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在近世以来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活力，需要承认它们在许多方面的技高一筹并且要向它们继续学习请教。但这样一种纯粹单向的过程，今天不仅不能被东亚世界主体意识的觉醒所接纳，关键的是，它不再能够为中国和东亚世界的未来前途，提供足够的智慧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复活自身文明传统并对它进行“创造性地转换”，对中国和东亚来说都已顺其自然。
    　　
    在已过去的上千年历史经历中，东亚世界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自成一体，构成了一个“历史性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从非现代民族国家意义的国际关系层面来说，国家之间事实上也有着成型的国际交往规则，它曾经良好地处理了东亚世界的内部关系。但是，由于不同文明在物质力量上的落差，这些内部交往规则在近世以来受到了西方的挑战，东亚世界的国际交往，在近世以来也被纳入了西方的国际交往知识框架中。今天，当我们重新打量东亚世界的国际关系史时，进入我们视野的，事实上在过往人类史中，曾经存在过多个国际体系，每一国际体系都有其独特内部交往规范或说知识价值谱系。这些国际交往经验，是各自区域内部关系实现稳定的重要基础，反映了区域内部复杂的地缘状况、政治传统与历史意志。相应于每一个国际体系来说，这些知识传统都是自恰的，在这点上，作为“历史性国际体系”的东亚世界来说更是如此，它在既往历史中形成的交往规则，仍能有效施用于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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