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当代中国的历史阐释学派

罗马派和日耳曼派在历史法学派中存在着罗马派和日耳曼派的对立。罗马派主张，已继受的罗马法与民族精神相一致。而日耳曼派(艾希霍恩KarlFriedrichEichhorn,格林JacobGrimm,贝泽勒GeorgBeseler,基尔克OttovonGierke)则认为，早在继受罗马法之前，中世纪的德意志法便已经与德意志的民族精神相符合了。历史法学派对于19世纪的德意志法学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在萨维尼的追随者中，普赫塔和温特沙伊德沿着罗马派的道路将潘德克顿法学或“概念法学”演绎至登峰造极，成为1896年德国民法典的精神基础。而耶林则逐渐放弃了概念法学的路径，开始关注法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而关于民族精神应以何种方式呈现并发展的争论在法典化结束之后仍然继续，甚至到了1910年代还在法学家之间存在重大的分歧。凯尔森（HansKelsen）在其一般国家学理论中将法归于实证国家的纯粹法理论，从而拒斥历史法学...

一、胡琴“中国起源说”（一）胡琴“汉族起源说”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坚持认为胡琴起源于汉族，他们大多认为胡琴的前身是奚琴，它是从“弦鼗”或“筑”演变而来的，这二者都是汉族乐器，由此论证胡琴产生于中国的汉族地区。《胡琴源流问题》中，查甫尧认为中国胡琴的鼻祖应为弹弦乐器“弦鼗”，产生于汉族。赵后起《胡琴考略》一文强调胡琴是中国汉族人民创造的，既不是外来乐器，也不是少数民族的乐器。该文明确表明了其胡琴“汉族起源说”的立场。项阳对胡琴的“中国起源说”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发表，但他的观点与前者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筑”才是中国弓弦乐器的起源。他在《与中国弓弦乐器相关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以古埃及为首的几个古老文化中的弦乐器为研究对象，对它们的的早期形态进行考察，并结合对一些考古文物、历史文献以及甲骨文的综合分析，从而提出了设想：弓弦乐器应起源于中国。在此基础上，项阳在《胡琴类弓弦乐器说》一文继续深化该专题研究，...

孔子也重新定义了礼。儒家和西周王官学有直接的传承联系，儒家所信奉的，就是王官学原有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但从王官学到儒家，还是在孔子手中进行了关键的转化。王官学中的礼，就是依附在封建宗法上的一套礼仪规矩。王官学中学的礼，就是要熟悉这些繁复的礼仪，懂得什么样的场合下，不同宗法身份的人应该按照怎样的礼仪行事。祭祀时有什么程序，用什么音乐；盟会时谁开场说话、说什么；宴客时谁坐哪里，客人说什么，主人说什么……这些是礼，也就是“礼家”要懂、要协助维持的规矩。孔子是靠掌握这种礼而成名起家的。但后来他不将重点放在琐碎的规矩上。《论语·卫灵公》中说：“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俎豆之事”，指的就是礼的种种规矩，是孔子的专长，但卫灵公有兴趣的，不是“礼”，而是如何打仗。孔子客气地回应：“...

史莫勒学派的民族历史观以古斯塔夫‧史莫勒为首的经济学派又称做“国民经济青年历史学派”，他们坚定地维护古典历史主义的传统，不过他们更强调国家的核心作用及坚持历史研究必须紧跟着档案材料。他们认为单纯将数据和规律总结并非历史，而真正的历史应是存在于民族、国家体制的价值上，所以史莫勒十分认同霍亨索伦王朝和俾斯麦的统一的政策，但他也提出历史研究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把工人整合到德国的民族国家中，因此该学派出现大量关于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调查和文化研究。马克斯·韦伯的反实证历史观马克斯‧韦伯(MaxWeber)做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充分理解到社会是由心态和价值观等一切人类的行为所建构而成的，必须了解它们才能理解社会独一无二的个性。因此他创建一套“解释(Verstehe)的社会学”理论，这套理论无疑的是对兰克一派的实证主义提出了质疑。在韦伯看来，当一个社会学家提出了问题，那问题内必然有他所主张的...

王艮和他所创立的泰州学派，以其“百姓日用之学”和“淮南格物”的独特风旨，构成它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王阳明的独特思想体系，自成一家。其门墙之盛，并不逊于渐中、江右诸王门;而其影响之大，则有逾于王门诸派。《明史·王艮传》说：“王(守仁)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之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王畿传》也说：“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垺。”在我们看来，布衣王艮之所以能在学术上超过王门诸子中的封建官僚士大夫，首先在于他始终如阳明所说“圭角未融”，保持了平民性格和特色，保持了他和下层群众的联系。其次，从学风来看，王艮自诩为“东西南北之人”，没有正宗儒学的严格道统观念。他治学不重师教，兼收并取，亦儒亦释亦道。即使在儒学内部，他也不严守门派家法。如其认为，朱、陆之争并无是非可分，说：“昔者，陆子以简易为是而以朱子多识穷理为非，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