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于 1877 年的《越城周氏支谱》 鲁迅论辈分既然喊周恩来 "侄儿"？

光绪三年（1877 年），一部凝结着绍兴周氏家族四代人心血的谱牒终成定本，名为《越城周氏支谱》。这部仅刊印二十部、编号珍藏的家族文献，以 “礼、乐、射、御、书、数” 六集分门别类，体例严谨，考据精当，不仅系统梳理了周氏一脉的传承脉络，更意外串联起鲁迅与周恩来两位世纪伟人的宗族渊源，成为承载中华家族文化与历史记忆的珍贵载体。

《越城周氏支谱》的编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数十年薪火相传的文化工程。早在道光己亥庚子年间（1839—1840），周氏族人周其琛便率先提出修撰家乘的构想，却因时局动荡未能如愿。同治丁卯年（1867 年），其子周以均与弟弟周以增接续父志，耗时三年粗成大略，期间周以均凭借深厚的史学素养，秉持 “义例详审，考覆精当” 的原则，对家族史料反复甄别校验。遗憾的是，周以均去世后，修谱工作一度中断，直至其幼子周锡嘉 “慨念先人未成之志”，联合周起凤、周铿凤等族人补访世录、校对遗误，最终将遗稿付梓刊行，方才让这部凝聚四代人心血的谱牒得以传世。

这部谱牒的体例设计暗含深意，六集分类既承袭传统六艺精神，又贴合家族史料的实际需求。礼集收录序文、谱例与渊源考，详细追溯周氏先祖源流，其中便包含从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至吴江周德之的世系表，为家族根脉提供了核心佐证；乐集则专载始迁祖周逸斋以下的世系传承，清晰勾勒出家族支派的繁衍脉络。射、御、书、数四集则分别补充家传、祠规、艺文、祭仪等内容，小至 “忌日酒菜单” 这样的民俗细节，大至家族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皆有详实记载，充分展现了 “文辞温雅，为近时谱牒家所未有” 的编纂水准。

作为家族血脉的见证，《越城周氏支谱》明确记载了鲁迅的宗族身份 —— 周逸斋 14 世孙。谱牒中虽因修于鲁迅出生之前，未直接收录其名讳，却详细记载了其父周凤仪（字伯宜）的谱系信息，为确认鲁迅的家族传承提供了铁证。这部谱牒的流传过程同样充满故事性，鲁迅之弟周作人曾收藏其中一部，亲手题签 “越城周氏支谱，14 世作人谨藏，民国廿七年壬月六日”，如今这部珍贵手稿已入藏国家图书馆，成为研究周氏家族的第一手资料。此外，首都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亦有藏本，其中首都图书馆所藏第 6 号版本，还保留着鲁迅族伯周铿凤的亲手增订墨迹，为谱牒增添了更为鲜活的历史印记。

更为引人瞩目的是，《越城周氏支谱》揭示了鲁迅与周恩来的宗族渊源 —— 二人同出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一脉，共同先祖可追溯至周敦颐 9 世孙周澳。据谱牒及《山阴天乐周氏宗谱》考证，周澳生于宋末景定四年（1263 年），原居诸暨南门，后因谪任山阴白洋巡检司而入赘当地俞氏，生有四子，其中长子周德与次子完一分别发展为两大支系。鲁迅一支源自周德后裔，明正德年间始迁祖周逸斋徙居越城竹园桥，历经十四世传承至鲁迅；周恩来一支则为周完一之后，其先祖周茂于明代定居绍兴保佑桥百岁堂，后迁至淮安，传至周恩来为第二十一世。

这一宗族关联并非孤证，周恩来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与鲁迅的本家关系。1938 年，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便直言：“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1952 年，他更对鲁迅夫人许广平笑言 “应该叫你婶母”，1969 年拜访周建人时亦明确表示：“建老，我已查过家谱，您是我的长辈。” 这些表述与谱牒记载相互印证，让两位伟人的宗族联结有了坚实的文献支撑。尽管目前周澳与周逸斋之间的部分谱系仍有待考证，但两人同为周敦颐后裔的事实已被学界广泛认可。

《越城周氏支谱》的价值远不止于宗族世系的记载，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传承。谱牒编纂者周以均不仅是修谱功臣，更是浙东学术的重要传承者，他在太平天国战乱中奋力保存了章学诚《文史通义》的 “大梁版”，后促成浙江官书局补刻刊行，为这部史学经典的流传立下汗马功劳。这种重视文化传承的家风，也潜移默化影响着周氏后人。周敦颐 “出淤泥而不染” 的君子品格，通过谱牒记载与家族教育代代相传，滋养出鲁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 的铮铮风骨，也塑造了周恩来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奉献精神。

如今，这部历经百年沧桑的谱牒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散藏于各地图书馆的三部存本，每一部都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记忆。它不仅是周氏家族繁衍生息的记录，更是连接地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纽带，既让我们得以窥见清代谱牒编纂的严谨规范，也为研究鲁迅、周恩来的家族背景提供了权威依据。在家族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越城周氏支谱》所展现的 “敬祖收族、慎终追远” 的传统，以及四代人坚守修谱的文化自觉，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提醒着我们在时代变迁中不忘根本，传承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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