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魅力在哪？

黄河流域哺育了最初的中国大地，使其在茁壮成长的5000年中，形成了独有的文化特点，它所具有的强大的包容性及融合性在世界历史上也实属罕见。 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与延续精神，这与西方文化所具有的排斥性截然不同。所谓包容性，是指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辽、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汇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异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而希腊化、恺撒的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耳中绝并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唯有中国文化一种，历经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精神。 中国文化具有“实用—经验理性”。 黄河、长江哺育的亚洲东部这片肥沃的土地，为中华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体——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躬耕田畴，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成为国家服役的基本承担者。这就铸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实用—经验理性”，如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等等。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不耕获，未富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思想使中国文化又具有务实精神。中国文化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越是科学发达，人们的文化水准提高，认识能力增强的情况下，越是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在人们没有文化愚昧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易推广与传播的，因为它不具备传播这种文化的条件。 中国文化具有宗法家族色彩，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代替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这样，氏族社会的解体在我国完成得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大量积淀下来，几千年中，全社会并未长期存在如同古代印度和欧洲中世纪那样森严的等级制度，社会组织主要是在父子、君臣、夫妇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在宗族内，每一个人都不被看作是独立的个体，而起码要和上下两代人发生关联，这样，父亲、自己、儿子就形成三代，这是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最基本的“宗族”。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因此，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这样可以引申出对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等等关系的一整套处理原则。 中国文化具有尊君重民传统。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在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以抗御外敌合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则来自专制君主。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家国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的危险。因此，“民为邦本”的思想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与集权主义相伴而生，中国农业社会培养了影响深远的政治意识，这便是“民本主义”。民本主义严格划分“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它是从治人者的长治久安出发，而后才注意民众的力量和人心向背的。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一方面强调“国以民为本”，另一方面又强调“民以君为主”，在他们看来，“尊君”与“重民”是统一的。 中国文化具有淡漠的宗教意识。在中国的远古时期，也产生过原始的宗教以及对天命鬼神的绝对崇拜。直到殷商，在意识形态上仍有“尊天事鬼”的特点，但是西周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西周人的观念中，从宗法中产生道德，而道德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根本纽带。宗法道德观念的确立，使神学独断的观念削弱以至被摆脱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相区别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欧洲以及印度，宗教的神或上帝、佛，是最高的信仰，是精神的寄托。而最高的善，生活的目标，人们行为的准则，都是从宗教的神的诫命或启示而来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文化显示了它的理性的一面，它没有把人的道德情感引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莫测的境界，而是把它合理引导。 任何一种文化类型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中国文化也不例外，特殊的环境造就了这样与众不同，却又无法复制的中国文化，令国人骄傲自豪，令世人心驰神往。

儒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