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问家和思想家。他曾经多次开堂讲学，门下弟子甚众，其中尤以早年在东京所收弟子的成就最大。这批章门弟子大多任教于高等学府，有些人还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他们不仅学术精湛、各有造诣，而且大都关注现实，诸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由是构成了一个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思想文化群体，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章门弟子中西文化观的演进  

　　早在20世纪初，章门弟子就接受了章太炎倡导的国粹思潮的影响，针对人们“醉心欧化”的倾向给以严厉批判，认为那不过是一种“文化偏至论”。由此出发，他们纷纷“以保存国粹为职志”（《钱玄同日记》，1917年9月12日），甚至主张“光复旧物”，缘是呈现出一种较为浓厚的国粹主义色彩。但正如鲁迅一语道破，“‘光复旧物’，说得露骨些，就是‘排满’。”（鲁迅：《略谈香港》）因此，他们主张的“保存国粹”带有鲜明的革命性质，与张之洞等人的侈谈国粹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时期，章门弟子还富有前瞻性地指出：“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深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鲁迅：《文化偏至论》），从而密切契合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趋势。与此同时，他们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鲁迅：《摩罗诗力说》），所以并不反对有选择地输入西方文化。相反地，他们还深入批判了“西学中源说”，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思想（鲁迅：《文化偏至论》）。这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章门弟子更是作为领导者正式登上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由于受袁世凯、张勋两次事件的刺激，很多章门弟子终于认识到“国粹之万不可保存”（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缘此，他们对“保存国粹论”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鲁迅：《随感录三十五》）。由此出发，他们在中西文化论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派的立场上，认为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古今之别”，而非“性质之异”，并由此提出了输入欧化的主张，呼吁“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鲁迅：《看镜有感》）。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他们也逐渐意识到“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周作人：《〈扬鞭集〉序》），因而进一步深化了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认识，如鲁迅便主张对“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鲁迅：《〈浮士德与城〉后记》），并认为“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熔化于新作品中”（鲁迅：《“论旧形式的采用”》）。这种充满辩证法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中西文化探索的最高认识。在此期间，甚至连曾经十分激进的钱玄同亦渐趋平实，他不仅对前期的偏激言论予以自我反省，而且还积极支持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这说明他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也日益成熟。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文学嬗变  

　　章门弟子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异军突起，肇始于他们取代桐城派在民初北大文科的势力之时。具体说来，缘于其师章太炎对“魏晋文”和“唐宋文”的分疏及辨析，他们最终摒弃了原先喜爱的桐城派文风，并将这种观念带进了民初北大，从而引发了一场与桐城派的激烈交锋。一方面，他们运用其擅长的小学，新开设了不少文字学课程，这明显是以朴学考据为武器，击中了桐城派“以空文号天下”的流弊。另一方面，黄侃等人还极力表彰以《文选》为代表的六朝骈文，由是更与素来推崇唐宋散文的桐城派发生直接冲突。经过这场“骈散之争”，桐城派在北大文科的势力彻底动摇，“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熸。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今天看来，这在中国近代文学嬗变历程中无疑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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