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弑君正义论:国君犯错屡劝不听 就换掉他

  本文摘自《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二卷:封建》,作者:姚中秋,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细加寻绎,“忠”与“信”这两个最为重要的德行之间,其实存在着紧张。信要求君臣双方信守契约,只做契约所规定和礼法所允许的事情,而不做契约和礼法之外的事情。忠要求臣忠于君之职事。但是,臣的一方固然可能缺乏忠,或者缺乏承担君的职事的能力,从而损害君的权益。但更常见的情形是,在君臣关系中居于强势一方的君很可能不够理性,放纵自己的欲望、意志和激情,其对共同体内的民的行为不合宜、不合礼,可能残民以逞,或者对臣的具体要求不合宜、不合礼,乃至于直接侵害臣的人身、权利与重大利益。先不管民,面对这样的君,君臣关系中的臣该怎么办?
  
  关于君臣关系,如前所述,孔子基于他所生活的封建的制度现实,提出过一个基本原则:“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事实上,孔子这句话后面其实还有一个足以令后世俗儒震骇的潜台词:“君使臣不以礼,臣事君不以忠”。孔子认为,如果君超出法律规定的义务,强行对臣主张某种权利,则臣完全可以拒绝他。所以,孔子在回答“君君、臣臣”之后,齐景公很不自在:如果君不像君的样子,那么,臣就不会尽自己对君的义务。即使臣手里有粮食,他也未必吃得上。孔子的言外之意,孟子则十分清楚地说了出来。首先,《孟子·万章下》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
  
  朱子《孟子集注》卷十,万章章句下议论说:
  
  朱子的议论都是在皇权制的框架内展开的,不得不对封建原则略作保留。
  
  这段对话表明,孟子对封建的原则还有比较清楚的记忆:关于“异姓之卿”的论说,揭示了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契约性质:双方是以“义”而合的,不合则去。“贵戚之卿”则是公侯的同姓,公侯的位置确实在同一姓内传承,但具体由何人执掌,最终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臣的同意。君保持君位,以臣的同意为前提,如果君有大过,臣则可以更换君。这样的原则让王权制时代的齐宣王大惊失色,但这个原则本来内涵于封建的治理逻辑之中,只是作为王权制时代的国王,齐宣王已经不记得了。
  
  其次,孟子还阐明,君臣可以成为敌人:
  
  孙正义曰:如《仪礼》言“以道去君,而未绝者,服齐衰三月”,《礼记》云“臣之去国,君不扫其宗庙,则为之服”,是为旧臣服丧服之谓也。
  
  案《左传》成十五年:“华元为右师。华元曰:我为右师,君臣之训,师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赖宠乎?乃出,奔晋。鱼石为左师,自止华元于河上,后及奔晋,得五月日,乃反。”《书》曰“宋华元出奔晋”、“宋华元自晋归于宋”是也。云“随会奔秦”者,案《文公七年》,先蔑奔秦,随会从之。至十三年,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晋侯乃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士会既济,魏人噪而还。杜注云“喜得士会也”是矣。孟子注疏,卷八上,离娄章句下。
  
  孟子讨论的语境是,去国之臣,也即与某一国君解除了君臣关系、而与另一国君重新建立了君臣关系的臣,是否还需要对原来的君即“旧君”服丧礼孟子之师子思讨论过同样的问题:[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与?”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郑玄注:为兵主来攻伐曰戎首。言放逐之臣,不服旧君也。礼记正义,卷九,檀弓下第四子思的意思与孟子相同,不过更含蓄一些。。孟子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双方存在君臣关系时,君使臣以礼,并且依礼解除了君臣关系,在此过程中臣没有受到君的侮辱。在这种情况下,臣当然应当为此旧君服丧。在这里,孟子也提到了三谏而不从则可以去国的礼法规则。孟子还专门举了历史实例证明,君臣之间始终依礼而行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第二种情况则是,君未使臣以礼,君在臣提出解除君臣关系时又侮辱了臣,那双方就已经变成了仇敌,臣当然也就没有义务为这样的旧君服丧。君如何对待臣,臣就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君。君不尊重臣、侮辱臣,臣因此可以把君视为仇家、敌人,而发动报复。
  
  阅读古典文献可以发现,在封建时代,有大量因为君不能以礼待臣而导致君臣成仇的事情。首先来看一个小故事,《左传·宣公二年》记载,郑、宋两国发生战争:
  
  华元与羊斟是君臣关系,也因此,羊斟才能够成为华元的御手。在车战时代,御手也都是君子,如果是公侯上阵,御手通常是大夫。华元在战前杀羊犒赏自己的士-臣,却恰恰遗忘了羊斟。也许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疏忽,也许华元是故意的。不管怎样,此事给华元带来了灾难:羊斟大概以为华元故意轻忽他、侮辱他,违犯了君臣之约,因而决定放弃对这个君之忠,而对华元进行报复。结果导致整个战斗的失败,华元本人也被俘。比较强调君之权威的《左传》作者对羊斟的做法给予严厉抨击,但是,羊斟的做法未必没有某种礼法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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