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北地区的秧歌及其文化剖析

　内容摘要：广灵秧歌、朔州秧歌、大同秧歌是在雁北地区成长起来的地方剧种①，源于古代农村祭神仪式表演和歌舞，并发展为戏剧形式。从其演出和音乐结构看，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产物。
　　关 键 词：地方戏 秧歌 地域文化
　　
　　雁北原系山西北部地区的概称，现已被朔州市和大同市所取代。“历史上长城在蔓延到山西北部地区后，分为两路，南路从河北阜平而进入灵丘、浑源，再经应县、繁峙、神池至老营一带，称为内长城；一道从北路蔓延到天镇、阳高、大同、左云，又经右玉沿内蒙古、山西交界处达于偏关河曲一带，称为外长城，雁北地区即是人们对于内外长城之间地区的习惯叫法。”②然而就在这样地域中生发了秧歌剧种，并展现出与其他秧歌所不同的特色。笔者将着重探讨雁北地区秧歌所体现的文化特征。
　　
　　一、从历 史记载看其秧歌的文化源流
　　
　　雁北地区秧歌的起源确切时间无法考证。最早见于朔州马邑村《赵氏家志・记事八・唱愿戏》所载“雍正六年，希富四十始有男，许愿周岁为送子娘娘唱愿戏。时有亘育红秧歌为六月六淋生戏，于正日日戏翻舌终，将班请于奶奶庙唱祝愿、刘婆送子、拾金、草场……”的记录。在朔州刘家窑村还发现有“雍正九年七月，议和班秧歌到此一乐，唱《安安送米》《双驴头》《赶子》《教子》《斩子》……”的舞台题记。然而从演出的剧目看，清初朔州秧歌的演出地点灵活，演出剧目多属“二小戏”或“三小戏”，或以歌舞为主，或以唱功为主。足见秧歌此时正处于发展期，存在“两下锅”或“风搅雪”的现象。
　　秧歌在我国南北地区都有，还有许多以秧歌命名的秧歌剧，广灵秧歌、朔州秧歌、大同秧歌就是实例。康保成先生针对南北秧歌“名同实异”的现象，指出北方秧歌实际是西域语“歌”同义语，是“汉族元宵社会舞队与‘歌偎郎’相结合的产物”③。笔者赞同此说法，且认为：雁北的秧歌源于古代农村社祭仪式表演和歌舞，经过长期历史变迁才逐渐发展为以“春节”为中心的带有节日庆典和祈丰意味的大众活动。地方志的记载又似乎昭示了它的发展轨迹。如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大同府志》载：
　　其节序，“立春”前二日，优人、乐户各扮 故事，乡民携田具，唱农歌，演春于东郊。……元夕前日起，城市张灯结彩，垒旺火，郡城四大街尤甚。各乡村扮灯官吏，秧歌杂耍，入城游戏。十六日郊游，云“除百病”。是夜，设祭送先祖，妇女多哭者，清明夜亦如之。④
　　清道光十年（1830年）《大同县志》又载：
　　元旦，张灯结彩，贴春联；具牺牲肴馔，各以其力为差，祭天地、诸神及祖宗毕，家众以次祝贺。……“上元”俗名“灯节”。乡下多扮灯官，唱插秧歌，来城内相征逐，仿傩礼。⑤
　　这说明，在 清朝中后期，雁北的秧歌在向秧歌剧转变过程中仍然呈现出传统遗迹。只是秧歌在发展后期更多受到外来剧种的影响，尤其是梆子腔的影响，早期的演出风貌才逐渐消失。
　　
　　二、从秧歌的演出看其文化特征
　　
　　雁北是中原与边疆接壤之地，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区。作为秧歌的活动区域，必然会对秧歌有所浸染和熏陶。从前引《大同府志》《大同县志》的记载来看，雁北的秧歌在发展期是与节庆民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乡民们“仿傩礼”“扮故事”“唱农歌”，秉承着春祈秋报传统。在发展为秧歌剧之后，戏班常供奉“三官”，平时戏班每到一地，将上写“三官爷之神位”的牌位供上，叩头敬礼。这些习俗无疑是受到了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
　　然而，雁北作为山西的北大门，长期作为民族矛盾激化和融释的中心，受少数民族影响形成了重武轻文的心理。历史上，武功战将如云，文人学士稀少。“俗尚武艺”“少好争讼”“词讼简少”“鲜好文学”“渐于文字”等话语也在志书中频频出现。尤其明清时期，大同、朔州作为边塞重镇，驻扎了大量来自四面八方的士兵，他们平时务农，战时打仗。这一带形成了以屯、堡、卫、铺、所等带 军事性质的许多村镇。这样的人文环境决定了当地民众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他们对于戏剧更注重观赏性，而轻视伦理说教，歌舞剧和生活剧是雁北地区秧歌的主题。这实际上是受到了边塞游牧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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